就在这时，杨兴接到北方电报，感到历史的惯性再次发生作用。
发报者为胡景翼，虽然这几年被吴佩孚收编，但是杂牌命运一直让其非常难受，现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再起，当即与冯玉祥、孙岳等落魄军人一道，决定发动兵变，扣留曹锟。
由于陕西国民革命军过去与国民革命军情谊，在决定发动政变前，胡景翼决定发报给杨兴，以征求杨兴之意。
（根据冯玉祥传，吴佩孚传所述）在北伐之前，吴佩孚认为自己生平最大敌人乃张作霖，而在解决张作霖后，可以与杨兴来一个南北对话，和平解决南北争端，因此在洛阳一直苦练兵，准备苦练兵以下关外。
如历史不一样，由于国民革命军的崛起，南方各革命政权已经归于一统，吴佩孚认识到南方不可讨，为今之计，只有南北议和。
而在直系内部，曹锟周围很多人认为，直系奉系都系出北洋一门，正如杨兴所领导国民革命军与两广政权一样，现在不是合并了吗？希望以副总统职位来诱惑奉张，制定联奉制洛策略。
江苏督军齐燮元在曹锟贿选总统时，出力颇多，而想与吴佩孚争坐第二把交椅，所以才会联合孙传芳共同讨伐浙江、上海的卢永祥。
要知道，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被国外记者奉为中国最强者，但在这时，吴佩孚走了一大败笔，他虽然看到督军兼任师长的弊端，下令手下各部，督军不能担任师长。
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坚辞第3师师长，直督王承斌被迫辞掉所兼23师师长，其过去手下如豫督张福来辞掉24师师长，鄂督萧耀南辞掉25师师长。
但是吴佩孚在辞掉第3师师长时，曹锟以第三师是北洋正统，舍弟莫属为由，坚决不允许吴佩孚辞掉第3师师长。
为了对抗吴佩孚这项政策，王承斌放了第一炮，以辞职为武器，响应者有冯玉祥，与山东督军郑士琦。
所以，由于吴佩孚的强势，造成吴佩孚在直系内部众判亲离，多位直系大将以同盟罢工为逼曹锟去吴佩孚之酷腕。
故时人有言，在直系外有三角同盟，在直系内部亦有三角同盟关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由于吴佩孚的强势，由于权位争夺，曹锟身边的津派，吴佩孚的洛派，江苏的齐燮元已经再次形成新的三角同盟关系。
原来，在奉军攻破九门口，吴佩孚大惊，再听到南方国民革命军连克郡，一直在北京坐镇的吴佩孚坐卧不住了，当即率领主力第3师离开北京，坐火车到达秦皇岛。
吴佩孚于10月10日乘火车到前线督战，把总司令部放在秦皇岛。吴佩孚所到之处，奉军炮弹跟踪而至，因有人向奉军暗通消息。吴佩孚只好在火车上办公。
不甘心在直皖战争中失败的皖系领袖段祺瑞令******参议袁良带上他致黄郛的亲笔信，建议：“当吴佩孚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又要求冯玉祥在行动上，宜早勿迟，迟了害处大，请黄善为指导之。
而此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过草庭协议，达成反直联盟。
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岳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玉祥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
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
前面交待过，胡景翼原是同盟会会员，且相应孙文号召，组建国民革命军，后来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接受冯玉祥改编。
在在冯玉祥督陕时，胡景翼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1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
胡素有革命思想，且与杨兴早已经有密约，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玉祥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
冯玉祥的指挥部到达古北口时，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又来见冯玉祥，递交了张作霖的信：“只要推翻曹、吴，奉方的目的即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玉祥同马炳南约定，如果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