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后的活动总是非常多。政府方面也很忙，范亨在同儿子范无病仔细地商议了一番之后，又找来手下的智囊们进行了深入研究，终于拿出了一套新的机构改革方案，一反之前从合并部委撤人方面出发的老路，而选择了根据市场需求，对行政审批权限做全面的审核，以确定那些行政审批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废除。
在这一番运作之下，范亨提出了自己的机构改革草案，一共列出了需要撤出废止的行政审批项目六百八十多种，并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进行说明，只有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机构改革才有实际意义。
范亨的这一举动，顿时把整个高层都给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范亨居然弄出这么一场大动静来，毕竟这样的举动虽然没有威胁到某一个体成员的利益，却实实在在地让整个政府的权限一下子缩水很多。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举动，也反映出来范亨的一部分态度来，我范亨虽然以前没有什么背景。但是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常委，正国级的领导人，工作可以做，但是黑锅是不肯背的。
你们不是要谈什么机构改革嘛，不是要让我负责嘛，那我就给你们从根子上治一治，看看最后头痛的人到底会是谁？反正我范某人无欲无求，不在乎这种事情的后果。
事实上，每一届新政府，往往都是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隔一个阶段，中央都会对政府部门进行一些调整。简单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改革之路。
为什么要实行大部门体制？
可以用数据来说明一下中国的政府部门多到什么程度。
一九八二年改革之前，国务院的部委一度达到一百个。
其后，政府分别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的内容都以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为主。
一九八二年一下子精简了三十九个部门，一九九八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四十个组成部门，又裁了十一个，仅保留二十九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
这种机构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接连不断地对政府机构进行一次次大手术，无疑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是极不正常的。
然而，以往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行政机构设置的弊病。每次改革后，又会出现机构膨胀之风。机构改革已被形容成了数字游戏，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道路。
时至今日，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仍有组成部门二十八个，特设机构一个、直属机构十八个、办事机构四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十个、直属事业单位十四个，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单纯从数量上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政府部门设置已显太多。
有民谣比喻政府开会人满为患的景象，“部长坐了一礼堂，局长站了一走廊，处长挤了一广场。”
开内阁会，部长们坐了一屋子，怎么议事，到底该听谁说话啊？
历次改革的不彻底，也反映出国内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包袱的沉重，因为它是由计划体制转型而来，而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块管理。
现在的政府机构设置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在功能上仍然强调指挥、控制，这就必然导致机构设置过细，政府机关管理过于微观、具体，统得过死。
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过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成为时下政府职能与机构改革配套改革的一大难点。
除此之外，机构过多还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就是高行政成本。
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公务员数量庞大。
有关调查显示，有近七成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公务员数量过多。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