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大惊，忙问：“雨农，怎么回事？你跟我讲！”
原来，这彪形大汉姓季，名雨农。安徽合肥人氏。民国十六年夏，北洋军阀张宗昌部围攻合肥，季雨农组织乡兵守城，张部久攻不下。此时，李宗仁正率北伐军进入安徽，即亲自带兵去解了合肥之围，遂与季雨农相见。李宗仁见季雨农相貌堂堂，武功十分了得，在江湖上广有名气，被尊为“武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有心要请他出来参加革命。季雨农不但名震江湖，而且还是个有田产的富人，李宗仁亲到他的田庄去邀请，真有刘备三顾茅庐之情景。季雨农为李宗仁的诚心所感，便丢下田产庄园，跟随李宗仁出来革命了。季雨农对李宗仁忠心耿耿，一身拳术硬功数十人也无法近得，且为人机警，便随侍李宗仁身边，成为他的贴身卫士兼侍卫队长。
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向蒋介石献“灭桂策”后，蒋介石派俞作柏到武汉运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戈反桂系，又以重兵溯长江西上围攻武汉，要解决桂系第四集团军。李宗仁在南京得到海军署长陈绍宽的密报，知道事态紧迫，为逃脱蒋介石的暗算，他即命季雨农收拾行装，李化装成一普通商人，季则化装成他的伙计。两人从后门悄悄出走，急忙躲往南京下关的一个小旅馆中，直到黄昏时分，才潜往火车站，买了两张车票，乘上杂乱的三等火车，逃到上海，住入法租界海格路融园。上海的流氓青红帮皆闻季雨农之大名，虽侦知李宗仁住在融园，但因有季雨农随侍左右，也不敢大胆妄为。季雨农孤身一人，护卫李宗仁逃出上海，安抵广西。到广西后，李宗仁晋升季雨农为第四集团军少将参军之职，成为重要幕僚。季雨农对做官也没什么兴趣，只是专心为李宗仁训练卫队，不时到军校教授武功擒拿格斗之术。
季雨农有两大嗜好，其一是架桥修路筑亭，大举善事。他因家产丰足，广有资财，又喜游玩山水岩洞，若道路不方便，他每每出钱雇人修路造桥。南宁武鸣附近的起凤山亭就是他出资修复的。季雨农最大的嗜好就是礼敬神佛，除平日里烧香礼佛不断外，每次出行，若遇庙宇必进，站到神佛像前，向神佛立正敬礼，状极虔诚。他除了拜佛敬神，还随处在原有神祠的地方，塑造神佛像供人膜拜。
白崇禧下令打毁了广西庙中所有的神佛像，季雨农再也无处去礼佛敬神了，心中怏怏不乐，便提上行装到广州向李宗仁告辞，他要回安徽老家去了，那里才有神佛像可拜。
李宗仁听季雨农如此一说，便决断地说道：
“雨农，你绝对不能走！”
说罢，提笔写下一纸电令：“季雨农参军礼佛敬神应一如既往，不得干涉！”写罢，即命秘书将电令发给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回电：“奉令，照办。”
季雨农回到广西，又可随处塑造神佛像了，他在南宁、柳州、桂林造了几十尊神佛像，还特意在柳州的鱼峰山上也多造了几尊。季雨农虽然享此特殊待遇，却也给白崇禧留有面子。他虽造神佛像，却不像过去那般把神像造得高大威猛，只是造些一尺来高的土偶，人见了觉得粗劣的好笑。不过，也有人前来烧香祭祀的，人们说：“这是季参军的菩萨！”
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应邀访桂，季雨农作为安徽老乡陪同胡适游玩，每见这些尺来高的土偶，季雨农照样鞠躬敬礼。胡适感慨道：“广西的神权是打倒了，只在一位安徽人保护之下，还留下了几十个小小的神像。”
白崇禧提出“行新政，用新人”的主张，要求各级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逢进必考，且男女平等，不得歧视女性，规定任用县长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不料，这项政策却出了两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却说省主席黄旭初和他的夫人宋绿蕉女士，乃是遵父母之命的结发夫妻，黄旭初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行新政，用新人”的规定下，黄主席用了一个姓雷的小姐做女秘书。雷小姐叫雷明，是位才女，刚由法国留学归来。用女秘书，这在风气保守的广西，当时可是件大事。有人便将此事密报于黄夫人，她觉得这件事性质严重，必须及时亲自处理。黄夫人遂带了几名剽悍的女士冲进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将那位女秘书雷明小姐揪出来，拉到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拳打脚踢狠揍了一顿，并把在办公室里搜到的雷小姐的衣服坤包等物件堆在那里，泼上煤油，一把火烧了个干净。省主席黄旭初也不敢出面制止。
此事传到白崇禧的耳里，他气得把桌子一拍：“这样搞成何体统！”他命人传话下去，要黄夫人必须收敛，否则以寻衅滋事罪严处！白副总司令发了话，谁敢抗拒，黄夫人再也不敢到省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了，只可怜雷小姐平白无故地挨了那一顿拳脚。
可是，一波刚平，却一波又起。事情还是出在省主席黄旭初府上。
黄旭初的父亲黄老太爷是个老派的读书人，家教很严，黄旭初当了省主席，回到家里仍需谨守家规。当省政府首次考选县长的公告贴到城乡之后，许多读书人便跃跃欲试，纷纷报名参加考试。黄老太爷觉得这事挺新鲜，便用了个化名去参加县长考试。他考试成绩不错，放榜时高中第八名。他老人家一时高兴，竟忘乎所以地把名次在他前面的那七个考生，一同邀请到家里来喝酒吃饭庆贺一番。开席之前，黄旭初也正好下班回家，规规矩矩地向父亲请安。那七名考生见了一时不知所措，一个个目瞪口呆。黄老太爷请他们一一就座。开席后，官居省主席的儿子黄旭初不但不能上桌，而且还得规规矩矩束手席前，为他的“年伯”们斟酒敬茶、上汤添饭。黄老太爷向他请来的“年兄”们解释：
美国《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记者亚奔特和皮林汉，1936年合著一书《中国的命运》，评论“中国的模范省——广西”
“进了我家，行的是家规，做儿子的只好如此；出了家门，大家同遵国法，黄主席才是我们共同的长官。”
话虽如此说，但有哪个新科县长饮得下省主席斟的酒，咽得下他盛的饭？无论黄老太爷怎样相劝，席间气氛仍异常拘谨。那七个尚未赴任的新科县太爷紧张之余，一共打烂了四个饭碗，泼了六个酒杯，最后才草草结束了这场事先不知底细的家宴。
有人便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白崇禧，看他怎么处置。不料，白崇禧听了之后，竟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手掌，连说：
“有趣！哈哈，有趣！有趣！”
黄老太爷虽然考中了县长资格，但是他年事已高，
是无法当得了县长的，因为根据“新政”的要求，在广西做县长，确实太苦。他们每月薪水仅有一百一十元，公费才得二百元，全衙门办事不过十人八人，是以县长非常劳苦。县官们总结在广西当县长须有三大本领：一要腿能跑，因为下乡时多，在衙日少，交通工具缺乏，到处需要步行；二要嘴会讲，因为省政府政令频繁，督促綦严，非时常聚乡村甲长面而告之不能推行迅捷；三要手能写，以文字下情上达，报告县情，请求省府审批事项，几乎是每周必做的功课。在广西当县长不仅生活待遇低，还是个苦差事，外省之人多不敢来广西当县长，所以任县长者以本省人为最多，因为广西人能吃苦耐劳之故。
1936年10月，广西迁府桂林。图为新建的省政府大楼
建设广西，白崇禧抓得最紧的一件事，便是广西的社会治安。
广西山多洞多，加以地瘠民贫，民生困苦，无以生计者便铤而走险，上山为匪。历朝历代，虽经剿抚，匪患始终不绝。民国十年之后，广西社会动荡，贼匪蜂起，甚至连桂林这样的省城也被贼匪蹂躏。匪患使商旅断绝，交通梗阻，民生凋敝，民心厌乱。不剿灭匪患，民不得安居商不得乐业，一切建设举措更无从实施。
白崇禧决定以最短的时间、最彻底的办法根绝广西匪患。他本来就是个铁腕人物，对匪患更是深恶痛绝，他亲自下令各地清乡司令，对匪首、惯匪及首恶分子，一经捕获，不论他是什么人物，有多大靠山，皆杀无赦。他亲自带领部队，进入上思县平福圩，指挥剿灭十万大山股匪，杀了一批匪首、惯匪。
桂林周边一带县份，匪患也特别严重。白崇禧任命师长陈恩元为桂北清乡司令，督剿桂北十几个县的股匪。这个职务，原来任命的是周祖晃师长。周祖晃当时年过四旬膝下无子，其母闻知周要出任清乡司令，这是个杀人的差事，恐怕其子杀人过多，有损阴德，担心香火断绝，便阻止周祖晃出任此职，周遂向白崇禧请求他调。白崇禧也颇知人善任，便改调陈恩元出任桂林清乡司令。
陈恩元其人不但枪法极准，且武功极佳，他在两腿上绑数十斤铁砂，居然还可以追上飞驰的汽车，且胆量过人，杀人不眨眼。他出任桂北清乡司令后，骑一匹高大的黑马，带随从数十人，出入桂北各县，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土匪劣绅，但闻陈恩元到，莫不胆战心惊。陈恩元杀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讲“民主”。每逢各地抓获匪徒，他一到场，便集合当地民众，由民众投票，凡得票“该杀”超过半数者，即杀无赦。
这天，有人向陈恩元报告：“赵老大还在抢劫，以自己家的房屋当库房，将抢劫得来的贵重财物收藏在家中。”
陈恩元听了把桌子一拍：“杀！”
报告情况的人忙提醒陈恩元：“这赵老大是白副总司令的胞兄啊……”
陈恩元又把桌子狠狠地一拍：“清乡令已下了半个月，他还敢抢，管他是谁的胞兄，是天王老子也要杀！”
陈恩元轻装简从，独自一人，只带一支德国造驳壳枪，下乡查处赵老大去了。
白崇禧姓白，为何他的胞兄又姓赵呢？据说白家早年家境贫寒，白父将其长子过继给赵家为嗣，因此白老大便成了赵老大了。这赵老大并不安分，又恃乃弟发迹显贵，手握兵权，便在乡里胡作非为，民众敢怒不敢言。他趁社会动乱、贼匪横行之机，也捞上一把，反正有其弟做靠山，谁也不敢拿他怎样。没料到清乡司令陈恩元亲自到家造访。赵老大忙上前迎接，笑着问：
“陈司令，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请坐，请坐！”
赵老大也不待陈恩元回答，便命老婆：“快去杀鸡杀鸭，我要陪陈司令喝两杯！”
陈恩元也不落座，只是拍了拍插在腰腹的驳壳枪，冷冷地问：
“赵老大，你知道我今天来府上干什么吗？”
赵老大见陈恩元面带杀气，心里不由得一愣，吞吞吐吐地说：
“陈司令光临寒舍，必有赐教……”
陈恩元点了点头：“赵老大，我已查实你为匪罪行，证据确凿，今天我是专门来杀你的。你去告诉大嫂，让她给你做一顿好菜，你喝完三杯酒我就枪毙你！”
赵老大夫妇大惊失色，“扑通”一声一齐跪在陈恩元面前，乞望看在白崇禧兄弟的面上，免一死。陈恩元将驳壳枪放在桌上，挥了挥手，命赵老大老婆：
“大嫂，快去做菜吧！”
赵老大老婆将酒菜端上桌，战战兢兢地给丈夫斟酒，赵老大喝完三杯之后，“砰”的一声枪响，陈恩元便将赵老大毙了。
陈恩元回到桂林城里，知道此事干系重大，立即打电报到南宁，向总部参谋长叶琪报告，说桂林发生巨案，请叶总长即到桂林坐镇处理。
总参谋长叶琪外号“叶矮子”，为人精明强悍，时已奉白崇禧之命主管全省清乡剿匪工作。他接到陈恩元这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电报，不知桂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巨案，因此不敢怠慢，星夜驰赴桂林。叶琪到了桂林，陈恩元即向其报告枪决赵老大之经过，并出示赵老大在清乡令下达半月之后仍为匪抢劫的罪证，听从叶琪处理。叶琪知陈恩元捅了马蜂窝，把事情搞到白副总司令的头上了，即使不被军法从事，恐怕也要撤职罢官，他如何敢擅自处理？便又即赶回南宁，向副总司令白崇禧报告，由他亲自裁决。
白崇禧听了叶琪的报告，一声不吭，随即便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了。叶琪听到房间里传出一阵阵哀痛的抽泣声，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了，便在门外肃立着，听候白崇禧对陈恩元严处的指示。
等了好一会儿，房间里才传出白崇禧的话来：
“翠微（叶琪字翠微），回去吧，没你的事了！”
叶琪仍不放心地问道：“那……陈恩元的事？”
“清乡令是我亲自下达的，陈是奉命行事，且老大犯罪证据确凿，不杀，今后军令政令如何贯彻执行？”白崇禧说罢，“唉——”地哀叹了一声，又是一阵抽泣。
白崇禧铁腕剿匪，不数月间，便肃清了广西历年的匪患，全省社会治安良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在广西旅行半个月，深有所感，他说：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们作长途旅行，半夜后在最荒凉的江岸边泊船，点起火把来游岩洞，惊起茅棚里的贫民，但船家客人都感觉不到一毫危险。汽车路上，有山坡之处，往往可见一个灰布少年，拿着枪杆，站在山上守卫。这不是军士，只是民团的团员在那儿担任守卫的。”
胡适先生还说：“广西本来颇多匪祸，全省岩洞最多，最容易窝藏盗匪。有人对我说，广西人从前种田的要背着枪下田，牧牛的要背着枪赶牛。近年盗匪肃清，最大原因在于政治清明，县长不敢不认真做事，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实行，清乡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较优秀分子又往往受过军事的训练，政府把旧式枪械发给民团，人民有了组织，又有武器，所以有自卫的能力。广西诸领袖常说他们的“三自政策”——自卫，自给，自治。现在至少可以说是已做到了人民自卫的一层。我们所见的广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筑在人民的自卫力之上的。”
《大公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胡政之先生在广西考察访问之后，写下他的观感：
“广西向来多匪，山深林密，素来难治，现在却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本意想从桂林到全州，过黄沙河，经湖南永州、祁阳转长沙汉口北旋。因为连天大雨，汽车到了大路江口。水涨桥折，不能到达湘边。不得已折回桂林，再往柳州，迄夜晚九时方始到柳。第二天上午四点便起身上车，当晚九时赶到梧州。这两天行驶将近三千里的汽车路，以孤车在黑暗中翻山越岭，如履坦途，非治安特别良好，何敢如此冒险？”
胡政之先生还应邀到白崇禧家做客，“得窥他的私生活，其简单朴实，比我辈穷书生有过之无不及，这实在是广西改革政治易于推行的一大原因”。胡政之先生采访广西普通民众，“人民之言曰‘吾省之官吏皆努力而诚实，其中多有一贫似吾辈者，彼等绝无赌博浪费贪污等弊，且早起早眠，清晨七点半即在办公室矣’”。经过认真的调查，胡政之先生认为“这些话都是事实”。
胡政之先生在他的朋友季雨浓等人的陪同下，深入考察了广西民团的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前，有人认为广西编练民团，实行全省皆兵，将不免于滥用武力，进行内战。经过考察，他认为，“此亦不足为虑，因为广西共需二万五千村长，依已训练者亦不为多，后备队则仅受过一百八十小时的训练，自卫乡土或可有用，以之从军，断乎不能。况且干部所受教育，颇为复杂，小之保护桑梓，大之对外御侮，或可号召得动，如果滥用于内战，恐不待出境，便当瓦解”。胡政之先生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八年抗日战争，广西出兵多达九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五人，所征兵员多为受过了民团军事训练的团兵，军事素质较好。桂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抗日战役，桂军士兵英勇善战，杀敌卫国的精神在抗日战场上有口皆碑。
胡政之先生曾向白崇禧提出过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你们办民团把武器发给民众，又给他们进行军事训练，难道你们不怕民众起来造你们的反吗？他们手里有枪杆子啊！
白崇禧听了，哈哈一笑，说：“有人议论我们办民团是教猱升木,等于养成老百姓的造反能力。不知一个政府而怕人民造反，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政府，因为只要政府好，百姓爱护之不暇，何至起来革命？如果因为怕人民革命，便不敢养成民众武力，结果也未必避免得了革命。”
胡政之先生认为：“这是很透辟的话，值得介绍一下。”
胡政之先生遍观广西的形势，有感而发：“我旅行所经，看到许多乡村，辟有乡村公路，设有公共苗圃，整洁肃穆，是为改革力量达到下层的表征。如能循序渐进，再得三五年继续不断的工作，一定有更好的成绩。”
白崇禧不愧是统兵的强将，治世的强人。三国时代，给诸葛亮几十年的偏安局面；然而民国年间，对“小诸葛”却颇为吝啬。就在胡政之先生的那篇堪称历史经典之作的《粤桂写影》在《大公报》发表之后才及一年，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突然发起反蒋运动，广西被拖下水，与蒋介石兵戎相见，打乱了广西刚刚走上正轨的各项建设。虽然蒋桂之间最后形成和局，没有发生内战，但次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强敌入侵，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广西子弟兵出发到前线抗日，广西省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了。随着战争的扩大，国土逐渐沦丧，百万难民从全国各地沦陷区不断涌入广西，桂系自顾不暇，原来的建设规划，便无以为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桂系为了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和着眼于未来的民族自卫战争，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和“三自”“三寓”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全面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广西获得了“模范省”的美称，也为桂系投入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抗日战争，在组织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那时候，到广西参观访问的国内外名人和各界代表团众多，发表赞扬广西的文章也多，但是只有胡适先生的《南游杂忆》和胡政之先生的《粤桂写影》两篇长文影响最大，成为历史经典文献，为我们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广西，打开了两扇窗口，闪现出一种远去的历史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