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李宗仁为了改变自己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窘境，便利用北平的特殊地位，经常与大学教授、文化界的名人以及在野的军政耆宿等社会名流来往，除每周在家中设宴招待这些人外，还常到大学里去向师生们演讲，开座谈会，倾听各方的呼声。在北方，他正在默默地然而却是颇为成功地开辟着另外一个不为人注视的战场。在一阵阵掌声和慷慨激昂的呼声中，他在不断地塑造自己的形象。李宗仁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该怎样把自己军人的粗鲁、地方军阀集团首领的狭隘自私等不利形象磨光、修整、消敛，代之以开明、礼贤下士甚至涂上一层有些激进的色彩，使他众望所归的民主改革政治家的形象树立在华北的大地上，铭刻在各阶层人士的心目中。他不但要和共产党争夺人心，还要和蒋介石争夺人心。他相信，只要在自己北伐、抗日的功勋簿上，再插上一面民主改革的旗帜，便能无敌于天下了。他认为当今的中国，人们不是害怕共产党便是厌恶蒋介石，为了寻找他的政治地位，只有另辟蹊径，塑造一个连他自己也感到还十分模糊的理想王国。这个王国，也许是放大了二十几倍的广西，也许是象征民主自由的美国的影子，总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在他的王国里，绝没有共产党和可恨的蒋介石，至于其他的党派和个人，他的胸怀是可以容纳得下的。
他的计划在逐步成功，首先是在知识阶层，他的威望正在不断提高，甚至连北平的青年学生对他也怀有某种好感。关外的东北炮火连天，东北的一些上层人士在绝望之中，竟也有寄厚望于李宗仁的。在一阵阵的颂扬声中，他有些飘飘然了。诚然，他作为一个南方人，一个被蒋介石吊在北平空中的南方人，却赢得了众多北方人士的好评；他作为一个统兵数十年，在血与火中厮杀的武人，却赢得了众多文人的支持。他展望未来，感到在夹缝中有了转机。但是，他又觉得这一次还很不踏实，就像踏着薄冰前进似的，时刻有摇摇欲坠或掉入深渊之感。这一天，一辆神气十足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直驶进中南海的大门，在行辕主任办公大楼前停了下来，小轿车里，钻出来一个一头银发、面目慈祥的美国人，李宗仁一见，那颗长时间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来者乃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何许人也？为何到北平来寻访李宗仁呢？说起来其中颇有一番奥妙，但他之欲见李宗仁，李宗仁之欲见司徒氏正可谓不谋而合，是一种互相的需要。却说这司徒雷登倒有些来头，他于前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在中国杭州武陵门内的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住宅里。他的父亲司徒约翰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一八六九年被派来中国传教。司徒雷登从小便能说一口杭州话，十二岁时回美国读书，直到二十九岁才重新回到中国，这时他已成为一名传教士了。司徒雷登在中国几十年，他最有名的业绩，乃是创办了燕京大学，并出任燕大校长。抗战时，他在北平被日军拘禁三年零八个月，在幽禁期中，曾有多种译著问世。民国三十五年七月，美国政府正式任命长期在华从事传教和创办燕京大学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
“李先生，久仰，久仰！”司徒雷登用带杭州口音的国语与李宗仁寒暄，除了他的外貌，没有一点不是表现出一个道地中国人的口吻和动作。
“大使先生，我能在北平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李宗仁与司徒雷登握手，表现出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之情，随后将夫人郭德洁向对方做了介绍。
“请不要叫我大使了，我的姓名，不就是中国的么？我是以朋友身份来看望一位朋友的呀！”七十二岁的司徒雷登既有长者的风度，更有学者的风度，总之在他身上你看不到那种美国人的傲慢和中国人的官僚气习，他是一位慈祥的上帝。
李宗仁夫妇引着司徒雷登上了中南海的办公大楼，进入客厅，郭德洁亲自为司徒雷登沏茶，她笑盈盈地说道：
“大使先生，这是广西桂平县的西山茶，是绿茶中的名品，请您品尝。”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这些年来，李宗仁夫妇不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些广西的土特产，他们每次飨客，座上无不以广西的特产为主，他们力图让人们知道，广西出产的东西好，而从广西出来的人，一个个也是好样的。司徒雷登本是个中国通，他喝茶的功夫简直胜过李宗仁。他接过那青花瓷的小盖碗，用小盖轻轻拂动着茶水，只见碗中茶叶条索紧细匀称，色泽青翠，茶汤颜色碧绿清澈，清香扑鼻，他呷了一口，连忙称赞道：
“好茶，好茶，我要向我的美国朋友们介绍西山茶！”
李宗仁夫妇见司徒雷登如此称赞西山茶，欢喜得像饮了一大杯甜茶似的，从口一直甜到了心。郭德洁忙又送上来几只硕大的沙田柚、一小篮桂林马蹄和一盘金灿灿的融安金桔。这些广西土特产，不但色泽鲜艳，而且味道别具一格，司徒雷登虽生长在中国，但也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鲜美的广西水果，他一边嚼着一颗香味四溢的融安金桔，一边笑道：
“上帝也没法吃到这样好的水果哩！”
“大使先生，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便是活着的上帝呢！”郭德洁极会说话，她这话一出口，立刻引得司徒雷登和李宗仁都笑了起来。
“夫人过誉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恐怕将来我们都要下地狱啊！”司徒雷登意味深长地说道。
李宗仁知道，司徒雷登要谈正题了，便说道：“大使先生由南京来，对时局必有高见。”
“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司徒雷登做了一个手势，面色变得沉郁起来，在这样的场合，他不像一个职业外交官，而是像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李宗仁有过与教授们谈话的经验，他忙点了点头，很明智地使自己不要急于插话。
“从今年七月至九月，在全国战场上，共军已转入反攻。刘伯承、邓小平进行了鲁西南战役后，于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陈赓的太岳兵团，于八月上旬由晋南强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打破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后，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其许世友纵队，从九月起向胶东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于八月下旬在陕北地区转入反攻。关内的军事形势如此严重，关外的情况，李先生也一定清楚，毫无使人感到乐观！”
司徒雷登是位博士，曾在大学任教多年，他叙述起军事形势来，语言简洁明澈，像位极有造诣的学者在讲课一般。对这些情况，李宗仁当然也明白，但他不知道这位美国大使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什么，他正在琢磨对方的话，郭德洁却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
“大使先生能否助我们一臂之力？”
“夫人放心，美国政府是绝不会让共产党获得成功的。”司徒雷登说道。
“不，”郭德洁摇了摇头，说道，“我是想请大使先生回南京后向蒋委员长美言几句，放我们回广西去！”
“啊？”司徒雷登以不解的目光看着这位善于交际应酬而又精明能干的李夫人，仿佛对于自己了解中国人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李宗仁对妻子的这句话却非常赞赏，他立刻抓住契机，向司徒雷登苦笑着，说道：
“大使先生，照这样下去，我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这些将领，没有一个可以听我指挥的，到时候，难道要我向共军开城投降吗？”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了这夫妇俩唱的原来是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双簧戏，便
说道：
“李先生，您何必这样悲观呢？”
“我既无补时艰，何不洁身而退，现在走还不算晚啊！”李宗仁叹道。
司徒雷登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显着一团慈母对于儿女的爱意，他对他的工作对象，一向都是这样的。在燕京大学当校长的时候，他每聘请到一位新教师，总是把对方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进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从而为“燕大”尽心竭力地工作。偌大的燕京大学，教职员工总也有成千上万，司徒雷登校长的工作，直接做到这成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上。为婴孩施洗礼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的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那儿来的……现在，他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他觉得整个中国便是他的燕京大学，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当然相当于这所大学的一个系主任了。因此，对于李宗仁的苦衷，他自然要大加抚慰。特别是他这次到北平“旅行”的目的，便是针对李宗仁来的。由于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冲突的失败，短短一年多来，蒋介石便送掉了一百多万美械装备的军队。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国家通货膨胀，人心厌乱，学潮蜂起，种种迹象预示着一场灾难性大地震的前奏。美国政府对继续支持蒋介石“戡乱”已经信心不足，美国朝野已经发出信号，要司徒雷登大使注意在国民党内寻找能领导民主改革的领袖人物，准备取代那位被魏德迈当面指责为“麻木不仁”的蒋介石。
本来，论交情，司徒雷登和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民国十六年的北伐时代。那一年，经孔祥熙介绍，他第一次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相识。过后，他逢人
都说蒋介石的“领袖式的人品和有吸引力的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公开宣称：“iamthhlya。”蒋介石对司徒雷登，更是另眼相看。因为蒋介石用人有一个准则，凡是浙江籍的皆予以重用。司徒雷登生于杭州，与蒋同籍，他们见面都说着带浙江口音的国语，更是倍觉亲切。更重要的是司徒雷登既是浙江人，又是一个美国人，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更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人啊！蒋介石把司徒雷登尊为心腹顾问，司徒雷登则为蒋介石奔走于中、美之间，与美国宗教界、财团及政界人士频繁交往，发动他们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吹嘘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司徒雷登当上美国驻华大使后，也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谁知蒋介石太不争气，才一年多的时间，便被共产党打入了国统区。蒋介石政权的无能引起了美国朝野人士的普遍关注，杜鲁门总统特派魏德迈来华调查，发现问题更为严重。为了不使共产党席卷中国，他们只好临时决定，忍痛中途换马，从国民党内寻找他们认为比较开明的人来替代蒋介石，使国民党政权能够延续下去。这便是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的第一件重要大事。
找谁呢？正当美国人环顾华夏的时候，李宗仁在北平礼贤下士，声望日隆，引起了司徒雷登的注意。但是，几乎是在同时，美国国务院又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关于李宗仁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报告。为此，司徒雷登决定在北平做一次私下旅行，一则做民意测验，二则与李宗仁进一步接触，做一番具有决定性的考察工作。对于希望从军界跻身政界的李宗仁来说，这几年在北平，通过与各方人士的交往，政治上也变得敏锐了。早在七月间，他便曾和美国特使魏德迈晤谈。魏德迈问李宗仁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的问题，李宗仁坦率地答道：“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贵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制、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德迈点了点头，对李宗仁的建议颇为重视。
这次，司徒雷登到北平“旅行”，并没有像魏德迈那样先去找李宗仁。他既是私下旅行，当然先去燕京大学，然后在北平的几所大学走了一圈，找了些有关人士座谈。想不到许多人竟当着他的面称赞起行辕主任李宗仁来，而对于蒋介石，却无多大好感，司徒雷登暗自一惊，这才决定去中南海与李宗仁晤谈。
“李先生，我想我们之间一定会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作为朋友，我可以帮助您。”司徒雷登微笑着，即使是对最憎恶的人，他也会报以真诚而慈祥的微笑，也许这便是上帝的胸怀。
“大使先生，我目下最需要您帮助的大概只有两件事。”李宗仁用政治家的微笑回应司徒雷登那上帝般的微笑。
“愿闻其详。”司徒雷登脸上的微笑依然是那么亲切真诚，但他内心却在嘀咕着，感到某种失望，因为李宗仁如此迫不及待地有求于他，可想而知，这是个比蒋介石更没骨气的人。
“大使先生回南京后，请向蒋委员长进言，一是让我李某人回广西解甲归田，一是对于各地学潮切勿施以镇压。这两点如能完全实现，对大使先生我真要感恩戴德了！”李宗仁说道。
司徒雷登心中一愣，他实在没料到李宗仁会向他提出这两点要求，他开始对李感起兴趣来了。但是多年在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获得的经验提醒他，一些精明的中国人往往会使用以退为进的手段。他也怀疑李宗仁会向他使用这种中国传统的计谋，但这却并不降低他对李宗仁的兴趣。
“李先生，说到学潮问题，我自认颇有发言权。记得蒋委员长去年曾在南京问过我有什么办法应付国内的时局？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为了应付中共的挑战，除了加强军事攻势之外，你本人应当领导一次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就可以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集合到你的周围，有他们作你的义务宣传员，你就可以挽回正在衰败中的公众威信，再一次成为民族意识的象征。’我特地提醒他：‘这是战胜共产党威胁的唯一途径！’可是后来……哎！”
司徒雷登做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但脸上的微笑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他又说道：“蒋委员长不知道，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要是由于生活上困难和精神上失望才变得激烈和想要革命的。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共产党的策划而试图用野蛮的武力来消灭它，这只能是火上加油！”
李宗仁听了，心中隐隐一动，他觉得他与司徒雷登之间也许要比和魏德迈之间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这些年来，他待在北平，和教授们来往多了，对于各个大学的事，耳闻目睹的自然不少，他听司徒雷登说到这里，忙说道：
“大使先生对待青年学生，诚如父母，对待学潮一向宽容。我曾听‘燕大’的教授说过先生对待学潮的态度和做法，给我以极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