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训自请其罪，天子诏命三法司共推之，消息盖一传出，满朝哗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难以想明白，这是在闹哪出，前者还是帅师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统帅，受天子纡尊降贵，万般尊崇。这才多少日，朝廷的正式封赏还未下达，怎么就出首自告，沦为罪人了？并且，条列罪状，都不是小罪。
这段时间，平蜀的将士行为或有不矩，引人非议不满，言官争相上表弹劾，严肃军纪，处置跋扈军士，但终究只中下层那些粗鄙庸贱、见识短浅的丘八。王全斌与王仁赡两人的冲突闹得很大，但表面看来，更像是私人恩怨。
对于凯旋的将士，哪怕再耿直的人，都没有想过把火烧到向训身上。然而，向训的动作，无异于引火烧身，自添燃料......
事情发生后，上下群议汹涌，猜疑诸端，但是，真正身处高位，深明情由的人，都显得很淡定，根本不发表意见，连一点态度也不表露，只坐观事情的发展。
而因为此事，影响最大的一批人，就是回京之后，受到天子隆重接待的平蜀将士了。连向都帅都到大理寺去认罪了，而况于他们了，那种浮躁的骄狂气焰立消，不敢再以功臣托大自居。
紧接着，就是惶恐担忧，算上被拘禁起来的王全斌与王仁赡，足有三名平蜀将帅被拿，这会不会只是个开始，会不会祸及己身？
凡事就怕琢磨，京师的变故，再加一直有流传的朝廷欲以引发蜀乱的罪名问罪将士。一时间，有功之臣们开始慌了，尤其是那些在川蜀捞取了不少钱财的将领们。
察觉到了危险，自然要设法化解，若是早个十年，都不用想太多，打着“朝廷不公，不恤将士，薄待功臣”的旗号，就能发起一场兵乱。
然而，时移世易，天子声望日隆，朝廷权威益强，如今早已不是先反了再说的时代了。哪怕再无知的骄兵悍将，也不敢轻生叛乱之心。
讲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开封及其周边重兵屯戍，凯旋入京的军队人数虽然不少，但成分复杂，并不统一，且互有争端，哪里能成事。如果有人敢宣扬叛乱，只怕不用朝廷发力，内部就能有人执其首级，向朝廷戴罪立功。
叛不可取，就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向皇帝求情，请求朝廷宽恕。于是，不管是北路还是东路的将校，都开始联络想办法。
最终求到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高怀德，作为大军都监，既能代表将士陈情，又是皇亲国戚，有这层关系在，好进言。
另一人就是祭父返回开封的赵匡胤了，赵都帅乃皇帝股肱将帅，素来信任倚重，在军中声望渐高，平蜀劳苦功高，在蜀中也无劣迹，是可以同皇帝说上话的人。
对于诸将的请求，高怀德与赵匡胤做了差不多的事情，就是安抚，并交待他们，或回府，或归营，安分守己。
尔后，似乎心有灵犀一般，高、赵二人先后向皇帝上表请罪，请罪名义倒不像向训那么详细，就两条，治军无方，致生蜀乱。
这么一来，平蜀的五名主要将帅都戴罪在身了。而有力高怀德与赵匡胤做表率，下面的将领们也都学聪明了一般，只要有资格的，都争相上奏。
被拘禁的王全斌与王仁赡冷静下来，也反应过来了，于禁室上表请罪。两个人都列得十分详细，除了争功斗殴，毁坏民财，败坏军威之外，还把自己在川蜀的恶劣行为都写得很清楚，包括掊敛钱财，强占宫女之类的事也都交待了，认罪态度十分端正。
除了二王，张永德也跟着上表，就像凑热闹一般。要知道，东路军进展顺利，蜀降之后，一直坐镇渝州，在他的镇守下，渝州及其以东地区，一直很安定，哪怕蜀乱最剧烈的时候，也未生出大的变故。
大概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重罪，张永德以他在占据渝州时部下焚烧城楼、砍伐桑梓而未能制之为理由，自请降罚。这样做也只有一个初衷，那便是与平蜀将士们保持一致，不管如何，在蜚语广传之际，平蜀将士的利益是一致的。
一时间，皇帝的御案上，摆满了将领们的请罪表，此前的大受表彰的功臣们，刹那间仿佛成为了一个个罪人。对于这些奏表，刘承祐都接受了，但并不表态，甚至于，很多奏表他看都没看。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声势虽然大，事况似乎很严重，但实际仅是在打旱雷，只消皇帝一张赦书，即可平息。
一直到三月既望，刘承祐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平息了，于是召集军政大臣，进行一场御前会议，就“功将请罪”一事，进行讨论。
除了几名宰臣外，枢密及两司的将帅重臣也在，作为殿前都指挥使的韩通，面对这样的会议，感觉有些奇妙，那是一种过来人看后来者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