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元年（1007年），随着乾元殿上一场盛大的登基典礼落幕，大汉帝国至少从法理大义上完成了帝位的传承，权力的交接。
当还未彻底摆脱稚气的刘文澎坐在那方至尊宝座上，接受皇室宗亲、公卿百官以及诸邦各国使节朝拜时，即便事前经过无数次的排练准备，到这一刻真正降临，面对这浩大的场面，这个少年依旧打心里感到局促、紧张。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这一刻，他还没有真正享受到皇帝至尊的权势与威望，却感受到江山社稷压肩的万钧之重，让人喘不过气来。
国无长君，对整个帝国上层而言，都是一件“新奇”的事，毕竟已经有差不多六十年没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了。
当刘文澎端坐于帝座时，几乎所有的公卿臣僚都瞪大了眼睛，观察着这位新君，固然是万众瞩目，但诸多的目光中也难免带有好奇、审视乃至怀疑，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天子能给大汉帝国带来什么，又能否承担起领导帝国的重任。
就是功臣勋贵、雍熙老臣们，对这个少年天子，同样呈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早已习惯头顶有个权威隆重的皇帝，强势也好，宽和也罢，英明也好，任性也罢，但总有一根主心骨，能够最后拍板。
这冷不丁，换成一个看不清深浅、摸不清脉搏的年轻皇帝，一时间总是难以让人适应的。进入平康时代后，这新君臣关系如何相处，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刻钻研的课题。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六十年，整个帝国都是君权重于臣权，并且一步步走上皇权巅峰的一个过程，但可以预见的是，从新君登基伊始，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了。
乾元殿上的登基大典，仅仅是向全天下宣告新皇继位的一个仪式，一场表演，那些五体投地、恭敬礼拜的功臣勋贵、帝国高官们，也并不会因为双膝着地，就对新皇心悦诚服，连太宗皇帝继位之初都没做到，何况刘文澎这一少年。
他们拜的，是帝国皇帝，是世祖、太宗两代帝王六十载时间构造完善的一个将所有人囊括其中的制度与共识，只要身处这个体制当中，只要这套机制还在正常运转，那么不管谁坐在那个位置上，都将得到众臣朝拜，否则就将遭受整个体制与国家意识的排斥。
同是少年天子，新皇刘文澎显然要比他的祖父世祖皇帝继位之初要轻松得多，至少，他不用披肝沥胆地去争抢权力，不用宵衣旰食地经营国家，更不用日夜忧惮生死存亡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他只需垂拱而治，整个天下就在他脚下，即便是无为而治，无功而终，或许也能得个“贤明”天子的好名声。
而刘文澎最幸运的一点，或许就是他爹乃太宗皇帝。他爹在生前，用十四年的时间，匡正了开宝中后期一系列问题，极大地缓解了建国以后积攒了各种社会矛盾，留给他的，则是一个外部安全、内部稳定的泱泱天朝。
而在帝国的传承事宜上，太宗皇帝考虑得更加周全，在驾崩前几乎把所有的后事都安排到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是辅政大臣的安排。
张齐贤、慕容德丰、李沆、李继隆（高琼去世后接任枢密使）、向德明、寇准（安南封国后调任尚书右丞）、王玄真，再兼赵王刘昉、鲁王刘暧、燕王刘昭三宗王坐镇。这样一套辅政班子，都不需他同心协力，只需在大方向上保持步调一致，那么就足以弹压朝廷上下、帝国内外。
也正因为一切都有太宗遗诏作为指导，在新皇登基前后，朝廷内部方才保持着基本的稳定，相对的平衡。而不是像刘旸继位时那般烂事一堆。
当年，毕竟情况特殊，世祖崩于外，又无遗诏留下，更重要的，世祖驾崩之于太宗驾崩，虽然都是天崩地裂，但带给人的震撼已经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经过太宗刘旸在制度上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匡正完善，大汉帝国的政治已然足够成熟稳定，趋于理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太宗刘旸主导的雍熙时代，就是大汉帝国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刘旸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下，大汉帝国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清平、繁荣与富强，在一干雍熙名臣的辅佐下，太宗皇帝亲手勾勒出了一幅盛世辉煌的历史画卷。
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亲手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武功盛世，其下启者，则犹待少年天子刘文澎及帝国上层的当权者们去开启，而打开那扇门的背后，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轮盛世，还是治世，乃至乱世，也有待时间的检验。
时间进入到平康时代，皇帝变了，年号改了，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与此同时，帝国上层阶级没变，政事堂掌握大权的那些公卿重臣们没变，沿袭自雍熙时代的政风也没变。
至少可以说，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个大汉帝国，似乎除换了一个皇帝之外，一切仍旧按照雍熙时代的成例，凭借惯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规矩与制度，依旧长久地指导着新朝的君臣，也约束着体制内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头打破这种惯性与平衡......
少年天子刘文澎，既没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钟，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积累、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地讲，他并没有把控大汉帝国这艘巨轮的稳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继位之初，他不具备这样的手段与实力。
因此，他无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动积极且迅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帝国上层注入自己的意志与理念。
萧规曹随，垂拱而治，做一个太平天子，未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然而，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大汉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拥有太强的主导权了，而帝国的政治生态中，也早已注入了“强人政治”的基因，即便是那些温文尔雅的高官儒士，在帝国权力的角斗场中厮杀起来，那也是张牙舞爪，狰狞可怖。
因此，平康时代的平静，只维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小皇帝刘文澎高居宝座，学着、试着怎么做一个皇帝的同时，并不能完全享受作为大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全部权力，军国大事皆有雍熙辅臣操持，国家政令悉由政事堂发布，用那些辅臣的话来讲，天子年幼，还需读书明理识政，至于政事，自有老臣奉太宗遗诏操持。
且不提皇帝刘文澎对此作何感想，继位不久，权威不固的少年天子，对帝国那套运转成熟的机制，实则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处于一种空拥宝器，而不知运用法门的状态。
而对这种臣权盖过君权的情势，最不能容忍的，也最先发作的，乃是升格为太后的慕容氏，也是由慕容太后，亲手打破了太宗皇帝为刘文澎构建的保驾护航的帝国上层权力格局。
平康元年七月，在慕容太后与尚书左丞慕容德丰的合谋下（实则为太后逼迫，一意孤行，慕容德丰不得不从），纠集一干朝臣，讨论“封国王就国制”的问题。
提出此议，除了针对奔丧结束后仍旧逗留京城的安南王刘文涣、林邑王刘曙、安东王刘文渊之外，最主要的，则是高居宰堂的赵、鲁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