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上层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况来看，在帝位的承继大事上，实则一共有四种选择。
到进入新年时，朝廷内部，呼声最高的，有三种，安南王刘文涣，荆王刘文济，以及在二王抵京之前由尚书令王旦提出的，从众皇侄中择一禀赋出众之子，立为皇储，进登大宝，续大行皇帝之皇纲正统，当然，必须是太宗余裔。
前两者自不必说，但第三条，自提出来之后，便拥有极大的市场，不管是勋贵还是官僚，不管是什么出身，什么职位，什么集团，对此似乎能找到认同并支持的那部分人。
当然，这个建议，同样有值得疑虑的地方。首先，此议背后的慕容太后以及慕容氏家族，让各大派系都心存忌惮，实在是这位太后，既能折腾，又折腾不出什么好事来，过去的八年，有大量案例佐证这一点。
不得不说，虽然是王旦提出“过继之议”，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渗透着浓浓的慕容皇太后的意志，并且，在过继之后，紧跟着或许就是“临朝称制”抑或“垂帘听政”了。
在这件事上，或许杨皇后更有发言权，毕竟，她是正宫皇后，母仪天下，杨氏家族比之慕容家族，影响力、实力都不弱，并且名声要好得太多。只不过，不管是杨皇后，还是背后的杨氏家族，在这方面，似乎都没有什么想法。
身为尚书令，大汉帝国实际的首相，王旦在这等重大且敏感的事务上，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与看起来不那么靠谱的慕容太后结盟，其立场出发，掰开来看，实则也不复杂。
太宗皇统，也是他矢志不渝、坚定维护的，但他不只是太宗旧臣，同样也是刘文澎的东宫老臣，并且被他推上首相之位。不管大行皇帝生前有多不得人心，又干了多少荒怠之事，他对王旦的恩遇都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太宗之下，王旦还必须维护大行皇帝。而从皇侄之中，过继一子，继承刘文澎一脉香火，便是一个具备很高可行性的办法。并且，不管是选刘文涣还是刘文济之子，对两者而言，也是一种安抚。
当然，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即便抛开慕容太后的干政不谈，再立一个少年天子（刘文涣、刘文济之子，年纪大的也就十来岁。），这件事有些诱惑力，但对于那些真心为家国大计考虑的有识之士而言，又很值得商榷了，大行皇帝的教训，在当下，实在太深刻了。
因此，三种选择，各有其短，各有非议。
至于第四种意见，则来自吴王刘晖（刘文澎继位后，晋位吴王），平康八年的刘晖，已经五十八岁，也到人生暮年。过去的二十来年，他在名下的太和楼弹了二十年的琴，听了二十年的政。
骨子里，刘晖就是个健谈键政的人物，因此，到行将就木的时候，又放了一个“大卫星”。
皇帝之位，怎么都轮不到他来，因此，见国无主君，诸方争执，他兴之一起，干脆提出，让燕王刘昭继位。
燕王刘昭，世祖皇帝第十子，更是符后所出的嫡子，当然，如今的燕王，年已五十又六。从法理性上来说，燕王刘昭还真具备较天下宗室相对靠前的继承顺位，并且，此议还真有人附和，比如得知消息后便早早地来西京奔（看）丧（戏），顺便浑水摸鱼的安东王刘文渊。
且不说吴王刘晖此议是出于怎样的心理与考量，至少燕王刘昭本人是急得跳脚，明确拒绝，坚决抵制，为免误会，甚至也跑到邙山去了。
不得不说，世祖皇帝的十六个儿子中，获得最通透，也最自在的，正是燕王刘昭。他是真的不争不抢，一心一意，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包括对南洋封地的经营），就连宗正的位置，都是当年太宗皇帝强塞给他的。
正主都不乐意，甚至出走躲避，那这项提议，自然没有商讨下去的余地。当然，成功率几乎为零。
但是，吴王刘晖的提议，也反应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平康八年过去，大汉帝位依旧空悬未决，各方势力仍在拉扯角力，这样的情况，对大汉帝国而言，无疑是一种伤害。
阎王不在，小鬼当家，即便过去是刘文澎这样一个不大靠谱的阎王，对下面也有相当强的压制力，但在金乌坠落，天日不表的情况下，大汉帝国上下，越来越多的鬼魅宵小也趁着这段时间，猖獗横行了，这样的机会，可实在太难得了。
不过，大汉帝国的体制决定，这样的混乱终究是有限度的，而当高层的权贵们以及朝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一种共识也慢慢形成了，新君必须得尽快“出炉了”。
......
荆王府内，书房，刘文济默默地坐着，表情凝重，一张脸上写满了严肃。书案上摆着一张纸，纸上是刘文济亲手绘制的京畿各大势力及权贵关系网图。
宗室、外戚、勋贵、官僚、军队、部司、遗老......纷繁的脉络，复杂的关系，足以撑爆人的脑袋，然而，最让刘文济感到烦忧的是，这些掌握着大汉帝国话语权，在帝位上占有重大影响力的群体，不管怎么分类，对他的支持都严重不足。即便心志早已坚如铁石，此时此势，依旧让刘文济有些心里没底。
房间内除了刘文济，还有萧太妃，默默地坐在一旁，雍容华贵，沉静从容。
研究良久，不得开释，刘文济不由抬头，意有所指地说了句：“郑大官传来消息，大哥今日，去拜见四叔了！赵氏的人，也在四处联络，积极为大哥谋说，寻求支持......”
由于空间上的距离，刘文济比之刘文涣抵京，要早好些时日，回京之后，也很低调，虽然朝中推戴他的人不少，甚至有寇准这样的宰臣，但他却不敢有丝毫的得意。只是做着祭拜、守灵的事情，继续博着一个好名声。
当然，事情都是在暗中做的，比如收集情报，分析局势，观察动向，以及笼络那些真正能给他提供帮助的人。
要说刘文济回京之后得到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内侍监郑元的投效了。作为太宗时期的内侍行首，在平康年代，自然要退居幕后，不过依旧高居内侍监之位，当然，更为重要的，他还掌握着皇帝最后的一道消息保险，“枭部”。
在刘文济回京不过三日，郑元就秘密地找到刘文济，明确提出支持他登基继位的事情，当时刘文济就惊了。怀着谨慎的心理，在几度挣扎犹豫之后，问出了一个“为什么”。
然后，便见已是老掉牙的郑元，唏嘘怅然，动情迷离地解释了缘由。据其言，太宗皇帝在晚年时，曾几度犹豫储君之位，并且私下里数次表示过对刘文济的认可，甚至尝与郑元说，能光大基业者，临淄王，只不过，极度自律与克制的太宗皇帝，最终还是选择了维护最稳的嫡长制。
作为太宗忠仆的郑元，内心自然有一个完成老主人夙愿的驱动，同时，他对端重谦和的刘文济，也有好感，在刘文济已经具备继承资格的时候，选择果断推他一把。
并且，郑元还向刘文济直言，若是大行皇帝长久，他绝不敢有此念。同时，郑元还表示，待功成之后，他请求离宫，回乡养老，以示赤诚，在支持刘文济之事上，郑元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也很坚定。
而得到郑元以及他手中“枭”部支持的刘文济，无异于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尤其是那番“太宗意愿”的说辞，更让刘文济感激+感动，也更自信。基本可作类比，太宗在刘文济心目中的地位，就和世祖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差不多，敬比畏多。
在之后的日子里，不管京畿风云变幻，刘文济都能从郑元那里得到最关键且要害的情报支持。当然，在刘文澎时代，“枭”部的发展，得到的支持并不多，皇城、武德二司足够他用。
但是，属于“枭”的隐蔽性与严密性，也使其往往能在关键、要害之处，发挥特殊的作用。
提到了郑元与“枭”，就不得不说说皇城司与武德司，作为天子鹰犬、秘密警察，他们最讨厌的，或许就是皇帝驾崩这种情况了。
主人不再，他们就从猖獗的鬣狗，退化成落水狗，牙不再尖，也不敢狂吠。
而在过去这段时间，二司当然时刻、密切地关注着局势发展，当然不敢贸然参与，但是，进入平康九年之后，也开始有所动作了。
皇城使王约的做法，是三个鸡蛋上跳舞，各方势力都卖个好，下各注。而两次掌握武德司，前后达十八年的武德使林特，则选择默默观望，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