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砚瓦的家在鼓楼外大街黄寺北边，靠近三环一个小区，是个高层建筑。他入伍后有10年以上是在陆军第187师，和杨雅丽也是在187师时认识的。他分的房子恰好是在18层7号。
陶砚瓦不迷信，是个地道的无神论者。这个房号也不是他挑选的，但他也隐隐感到不可思议，这种概率应该是太小太小了。人生冥冥中也许真有什么未知力量，时常和人们开些小玩笑？
北京城就象数学课里的平面直角坐标系，长安街及其东西延长线为水平方向的轴或称横轴，从永定门往北，经正阳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到安华桥，为垂直方向的y轴或称竖轴，北京人称为中轴。它们的交叉点即为天安门。心里有了这个坐标系，在北京怎么转也不会迷失方向。
鼓楼外大街就被称作中轴路，再向北就是举世闻名的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这条线因经过天安门和故宫，被人们称为“龙脉”，又是上风上水，从风水学上讲，极受推宠。沿线的房价也高于别的地方。
路上，杨雅丽发来一条短信：“带根葱上来！”
陶砚瓦进了小区，把车停好，就去北面菜店里买葱。说是菜店，其实是菜贩靠北面小区的南墙搭了个简易棚子。生意奇好，居民们都图个近便。
见他手上举着一根葱进来，杨雅丽嗔道：你倒是真听话，说让你买一根你就买一根。
陶砚瓦问：孩子们呢？
“估计得踩着点儿到家。”杨雅丽手里包着葱说。“年轻人还不是想单独呆着，咱们年轻时还不一样”。
望着妻子在厨房专注着忙碌着，陶砚瓦心里突然一阵凄凉。
杨雅丽父母都是北京铁路局职工。说是北京铁路局，其实是在张家口。父亲是唐山滦南县人，母亲是北京人。她是家中长女。当年她出生在北京铁路医院，就把户口上在北京姥姥家。她弟弟杨雅江小她两岁，户口也上在北京。可知五十年代北京的户口并没有严控。小妹杨雅燕六十年代初出生，户口在张家口，估计应该是北京户口不容易上了。
杨雅丽当兵，是靠舅舅吴三羊。当时她高中即将毕业，正面临下乡，姥姥听说后坚决反对，说谁让这孩子走就跟谁急。还没等毕业，就提前到学校把这话撂下了。杨雅丽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虽心里不愿意走，但也不敢公开拒绝。那时学校也得按政策办事，他们岂能擅自留人？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舅舅吴三羊突然出现了。
吴三羊时任6军电影队长。电影队长官不大，但位置特殊，再加上他长袖善舞，很会办事，混了个好人缘。军首长也经常委托他办一些私事。这次来京就是首长让他来接一个女兵。他抓住机遇，赶紧说：首长，我有个外甥女也想当兵。首长说：好，你一块儿带来！
杨雅丽白天上了一天课，放学前只偷偷告诉了班主任老师，当晚就跟着舅舅踏上去山西太原的火车，第二天就把她放在榆次187师医院，开始了新兵训练。
那时还没有兵役法，部队征兵实际形成了主次两个渠道：主渠道是通过各地武装部征的兵，次渠道则是部队自己直接接收的兵，往往是先当兵再办手续，俗称“后门兵”。后门兵从70年代初开始浮现，到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才逐渐消歇。那时还没有“腐败”一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会“腐败”？只有“不正之风”。走后门就属于不正之风。社会上对后门兵意见颇大，军队也叫喊要堵后门，但反了没几天，据说有高层领导讲：当兵是为了保卫国家，从前门进来的也有坏人，从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云云。于是就此打住，从此相安无事。
上山下乡固然苦，当女兵其实也一样很辛苦。按规定长城外的部队才能发皮大衣，长城内的部队都是发棉大衣。但榆次那边冬天很冷，穿棉大衣都能冻透。女兵和男兵一样早操，晚上还拉紧急集合。入伍前半年，杨雅丽几乎每天夜里自己躲在被窝里哭。她想姥姥、想弟弟、想老师和同学们。
直到她认识了陶砚瓦。陶砚瓦原在561团当兵，后到师宣传科做战士报道员，又到宣传队提干当了副连级创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