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爌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
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
凡持此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
因为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的，实际上，压根儿就无法赶尽杀绝。
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断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却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便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可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让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
，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参考消息
反阉第一烈士
受杨涟弹劾魏忠贤之举的鼓舞，工部屯田司郎中万上疏，弹劾魏忠贤对泰昌帝的庆陵工程漠不关心，却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坟墓，规格与天子陵寝不相上下。奏折的最后，他愤然道：“内外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陛下！”这自然惹怒了魏忠贤，他便想拿万开刀，杀一儆百。第二天一早，万在家中被数十名武阉戴上刑具，随即押赴午门，他身体本来就弱，一路上众太监拳脚相加，到了地方后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百重棍，很快便昏死过去。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忠诚，这帮太监对着血肉模糊的万再下重手。万被抬回去后，苦撑四日，最终含愤而死。
一封奏疏的起伏沉降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于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地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叶向高很冷静，自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
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
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
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
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爌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治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有罪名，至少要有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统统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往死里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和东林党熟，和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
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自己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地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参考消息
好生着实打着问
汪文言再次被捕时，天启皇帝按照魏忠贤的意思，批示“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拿送镇抚司”不难理解，简单地讲就是关到锦衣卫诏狱。这里面的玄机，全在“好生打着问”这五个字里。明代有一项刑罚叫“杖刑”，在行刑的时候十分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就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重；如果要打重一些，就说“好生打着问”；要求不论死活地狠打，就说“好生着实打着问”。这里面差两个字，待遇就是天壤之别。中国的语言，果然博大精深。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的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红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决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扬扬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汪文言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