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七零年我七年级时，在稻田有几个养路工人的同班子女转学去了县里的中学，因在农场学习用的教材与县里的有所不同。农场的同年级的教材稍难一些，因此开始去县里的几个因此跳了一级，上了八年级。
所以，我这颗少年之心也就不安定了，也未同家里打招呼，一天就独自一人行李卷一打，简单的给学校方面说了一下，学校给开了一封证明我是七年级的“介绍信”，就跳上了一辆汽车便去了县（在东北方相距约6里）里。从此我以后的生活里，经常不与别人商量便独自行事，就成了我的习惯。这为以后决定重要事情时独断专行的性格埋下了不好的伏笔。到了县里后找了一位由稻田村转到县中学的同学叫殷雪宇的，他把我介绍给了县中学张一柏老师（我未来的班主任）。
记得那天细雨濛濛，早晨张老师还有课忙得很，就匆匆看了一下我递给他的转学证明，就说：“你到七年级去吧”。我一怔，想：本来我就是七年级，这样一来也没达到要跳一级的目的呀。不知哪来的勇气，就急忙辩解道：“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学的课与你们八年级的相同，应该到八年级上课去才行”，此时，他因有课匆匆忙的，一时也无法顾及的太多，就随口说：“那就去我们班吧”。他是教八年级的班主任，于是，就这样简单顺利地完成了我从七年级跳到八年级的过程。但是随我之后，一些又转学去我们县里的其他同学（如我稻田村的同学张爱茹、我现在的爱人郝淑珍等人），则是“吃屎也没赶上热乎的”，就未能如愿。那时刚刚复课闹革命，（文革中学生都是不上课，有的参与打、砸、抢之类的事儿，之后又响应**的号召，恢复了上课闹革命），所以一切都是马马虎虎，有时也不用办什么手续，全凭老师一句话，我就这样跳了级后上了八年级，这与我敢说的那句话有关，此时我十四周岁。
大概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九年制的中学吧！文革以前，全国都是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到了文革，本着**“学制要改革，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全国很多地方修改了学制，将原来小学、初中、高中从各六年、三年、三年，共十二年，改为五年、二年、二年共九年，这样，就算是在学制上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存在了。”，这是**的原话。这样我从初中的七年级跳到了高中的八年级，原来与原来的同班同学就此变为了上下班级同学，她们是七年级，而我是八年级，是怎么跳的呢，就是在上面说的，不是凭学习，而是依靠运气和敢说话。
到县里后开始上中学八年级了，其实农场是与县里学的课有点儿差距，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农场中学是初中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而县中学八年级是高中已开始学俄语、物理、化学还有数学、语文。在农场只有语文，这比县中学多学了一节课。而且俄语、物理、化学农场是没有的，就是我没学过，别的倒可以，可以死记硬背，可数学却很伤脑筋，不学不会，仅凭死记硬背无法跟上班级其他同学，怎么办呢？去了以后过两个月就要期中考试，若数门不及格则可能难以在八年级里混，俄语、物理、化学可以咬着牙死记硬背，数学没学过呀。
我爸爸妈妈家一九七零年已经搬家至离县城南边一百六十里的山村（二所道班），因妈妈在养路段总部的卫生所当医生，那时中国与苏联交恶，县里许多单位的后勤人员都疏散在离一线稍远的深山老林中，这卫生所也就办到了“二所道班”，而他们单位的养路段总部叫段部则设在县里。
段部有一个大宿舍，用以接待经常去县办事的人员，宿舍内有一长炕能睡十五六个人，我就住在这个宿舍里。另外还有一女生宿舍在隔壁能睡两三个人。常住的有我的女同学叫张东菊、付英、刘敏三位，她们都是从农场转到县来上学的养路段工人的子女。那个叫张东菊的女同学，也是从稻田村农场学校早我半年转过来的，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有些残疾，但人很聪明，尤其是学习很棒（和我同岁，对我很是要好，后与一上海知青结婚）。要考试了，咋办呢？小时我很怕羞，男女同学见面不说话，碰面时侧身躲过，那时几乎男女同学都是这样。但那时也顾不得这些了，就厚着脸皮请她帮我，一拍即合，她就满口应承下来，每天一放了学，就在养路段宿舍帮助我复习课程。俄语倒是好办，会十二句喊话就行，哪十二句呢？即：“缴不杀、不许动、我们优待俘虏、打倒勃列日涅夫、再见、你好”等等。于是将近两个月，她是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全力帮助我学习，每次数学课结束，就把精心整理好的课堂笔记借给我。那时能用心做笔记的人真是凤毛麟角，遇到了难题，我俩就一起潜心琢磨，力争求解。这么多年，我有很多好的习惯，也是那时留下的。我们一起学习的情况，在课堂上也有，甚至曾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嫉妒，从由于因害羞不敢见女同学而喊我是“大封建”，到后来喊我“黄大胆”，那时只想考试过关，也顾不上这许多了，这样一起学习了老长的时间，后来期待已久、可恶可憎的期中考试终于开始了。
考完后考试成绩一发，我顿时傻了眼，数学成绩竟然只得四十六分！其它的还好，语文第二，另外三科一般。再看看全班，我的数学成绩竟在前十名，而张东菊竟然得了个第一。我记得在农场稻田村的最后一次考试中，数学我第一、得了六十分，张爱茹学习那么好，以五十分位居第二。唉！那时刚“复课闹革命”，这又是**的号召，**见文革期间全国的学校都不上课了，学生成了红卫兵，都去造反，把个中国弄得乱糟糟，跑到各地去串联，这也不行。于是又发出了“最高指示”要求全国的学生们复课闹革命，这样很多乱闹的学生就又是恢复了上课。但是大家有心上学的人很少，上课时很不认真，交头接耳，做小动作的比比皆是。但我们的张老师可不允许这样，他勃然大怒（我们的数学老师张一柏过了十几年后是县一中的校长），大训同学们：“这不仅是丢大家的人，也是丢我的人！”。于是乎，猛训了全班一顿后，两天后竟然重新考了一次，题目竟然和上次完全相同。在重新考试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原来复习的竟然忘了许多，待考完后各科的成绩竟比原来的还少，数学的成绩仅二十几分，大家的也皆如此。张老师哭笑不得，也就不再批评学生。
但渐渐地以后学习正常了，我的考试逐渐顺利，待期末考时我的语文、化学、已经排在第一、第二名。一次课间上厕所，一个大个子女生（身高一米七零，叫韩秋花，我工作后的同事，后成为我好朋友班长丁振武的老婆）与其他女生说悄悄话，其中我听到了一句：“那个大个子学习真好,语文得了第一”，为此，我沾沾自喜了许久。
在县里的中学仅学了一年多，七零年夏天，全校召开了一次运动会，我们是高中，以八、九年级共四个班级参加运动会。老师见我个子高（十四岁时一米八零），他就让我跑八百米。我那时也不知天高地厚（大了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耐力差）就同意了。但因从来没跑过，我做的准备活动也不充分，不知这种中长跑的深浅。
记得在比赛中有个同学叫李自田（多年后成为朋友和同事），人憨厚实在、粗壮强悍。说到他，不禁地要写上几笔，他在班级里，因身材魁梧（想必是发育的早，参作后见也没见过几个同事有他那么高大）和我挨着坐在教室的后排，俩人只间隔一个过道，在上课时我俩不禁经常交头接耳。他人老实，有时和他开玩笑，偶尔也骂他是大王八，同学之间就是这样亲昵的骂法，他也是一笑而过。一次闲来无事，上课太无聊，我便写了个藏头小诗，四十几年后的今天仍记得清楚。这歪诗写道：“八仙桌要中间摆，王爷我当旁边坐，大酒大肉拼命吃，田多地广人又多，自从穷人解放后，李头我才去干活”。自己写好了给他看，看后他只说好好，看来是并不解真意，待我解释后他才明白，藏头诗要倒过来念。这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叫：“李自田大王八”，大家笑传一阵子就罢了。
他那次跑的是四百米，开始一路遥遥领先，他跑得非常快，到终点撞线前他不小心跌倒，反应也快，他就向前一滚顺势几乎滚向终点线。此时北京来的体育老师解说倒很风趣，说：“李自田同学以一个前滚翻的姿式勇夺冠军”！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那北京来的体育老师跳高不错，但愿意表现自己。在运动会上那时看他竟然斜跨个书包轻轻助跑，以跨越式的跳法轻松越过一米七，吓！的确很牛。
我要参加的中长跑八百米赛跑要开始了。殊不知这八百米的距离看着不很远，但确实难跑，它要求即要有速度又要有耐力。可是这个比赛项目报名参赛的多，可是真正上阵的却很少，真正参加比赛的全校连我都算上仅有四个人。我穿着长裤就开始跑了。起跑后，前一百五十米几乎领先，但很快的就体力不支，逐渐慢了下来，这时一个人、两个人迅速超越过了我。而我呢，开始是拼命地跑，后来越跑越累，后来直到我累得两眼发黑双腿发软，感到世界像是到尽头似的，总想要退下场来。当感到实在支撑不住要放弃的时候，渐渐发觉后面的人撵不上来了，没有要超越我的人了，老天救命!回头一看，最后的人居然中途退场了，于是就这样我幸运地荣获了季军！（过去体育名次前三名惯用冠军、亚军、季军称呼），这次累得我浑身有气无力，肚子里相当难受，当场呕吐不止，蹲在地上许久起不来，天像要塌下来似的，难受了好几天。这个项目的第一名是八年级的，他叫隋长海(几十年后是县体委主任)，以后见了他我就以那次赛跑能与他竞争而引以为自豪。记得那次在扔的比赛中还有一名同学叫刘平安，个子不高，浑身粗壮有力，扔嗖一下子竟达六十五米，而我仅扔四十二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非常佩服他。
这就是我在县里上高中开始的一段儿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