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回上下班时经常与宋成立（以后称小宋）在一起走，因为他与我同路。在学校时我们关系还是一般，他的学习成绩也是一般，人又老实，我转到这个学校时间也不算很长。他家庭条件不好，兄妹八个，母亲还有精神病，家里也需要人来照顾，他在家里排老三，以后的很多年，他这个老三竟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兄弟们都来找他商量，在工厂工作也是很踏实，真是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以后几乎年年被评为劳模，我俩在一起工作，不知不觉竟结下了友谊。我们不仅工作在一起，而且有些爱好也相同，以后如同打羽毛球，下象棋还有摄影等，他的爱好也是很广泛，还会月琴，刚参作那会他天天就抱个月琴在宿舍“叮叮咚咚”地弹个不停，他也是有股毅力，对每一样爱好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学习，我也是佩服他这点。记得他以后在工作之余，还用车**车了个大哑铃，很重，我俩就天天用它来锻炼身体。
我家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给我买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很稀缺，一辆崭新的永久车，骑起来可是盛气凌人，来回风风火火的。小宋他家恰好和我顺路，这样每天上下班时，还能顺便后边坐上小宋，家离粮油厂有两公里，下班时带他回来。上班时他先去我姨奶家喊我，由我再带他上班，这样天天如此，时间一长，我们的感情浓厚起来。我的家庭条件好，有时我俩就买来一瓶果酒，什么也不吃，在粮食的麻袋堆里，你一口我一口就那么干喝下去。偶尔我也买了一斤糖果，坐在水泥块垒成的江堤上，迎着落日的晚霞，遥望着对岸的俄罗斯，把糖放在我俩的中间，你一块我一块地吃将起来。那时在工作中，我俩一起努力，也暗暗地较劲儿，谁也不肯落后，每年我俩都是厂里的劳模。那时，我家里不仅给我买了自行车，而且还买了块上海牌手表，我配了条黑色尼龙带的表链，嘿，后座上带着小宋，骑着自行车带着上海表，在县里的大街上，一前一后天天上下班。在那时的一九七二年，我想不仅在我们县而且在全中国的年轻人中也算是领导新潮流了吧，家里把我装扮的真帅，真潇洒。
小宋在榨油工序，他身高不足一米七，个子小，刚参作那时年龄还小，他也只有十九岁，还没发育好，走路有点儿晃儿，因为我们是在制油车间工作，大家亲妮地称他为“老油匠”。由于天天我俩上下班形影不离，人称“哥俩好”来形容我俩关系之好，这种关系从工作的前几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是保持最好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赶上了亲兄弟。后来他又被调到了拉丝房，那是一个人专门看管车**给面粉车间的磨面铁制磨辊车一道道辊牙的地方，他的工作清闲地要命，就是因为这清闲的工作，他不顾自己已是国家职工的身份，不顾一切地还参了军，而且不管是这四十多年生活是好是坏、工作是在北疆还是在内地，我俩总能保持这种关系。谁能想到人在四十多年后，还能有这样的好朋友！他的天资不算聪明，但是能对一些有助于年轻人提高个人素质的事情自己勤奋刻苦，笨鸟先飞。跟我好了以后还一起学了象棋、照相、二胡、唢呐、小提琴、月琴、羽毛球、音乐等等。至今他还能清晰地背起羽毛球场地各种规格长度和宽度精确尺寸来。后来他参军转业后回到了粮食系统，在我的帮助下他还考有了大学文凭，渐渐当上了粮油厂的厂长，后来以公务员身份退休，工作中始终年年劳模，心地积极向上，到老了自己也天天早上练拳，奋斗不止，这真是值得人学习的榜样啊！
再说姚巍，他是我在县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一起分配到粮油厂，他倒是和我不在一个车间，姚巍分在了制面粉车间做看柴油机的工人，我们俩的关系也很好。我俩闲时偶尔与同学逛逛小县，其实上我们县城也无什么可逛的，仅有一条东西沿黑龙江江岸长有二里路的主要道路，与在交叉处有条长一里路的南北路交叉，北面直通黑龙江边儿，用不了一小时可逛完。当时仅有的休闲娱乐是什么，就是几个人聚一起吃根冰棍，两分钱一根，边吃边聊。像现在能喝酒购物的地方少之又少，仅有一处饭店（后来叫“国营食堂”）和一处小商店。一次我们吃冰棍，和姚巍等几个人，见到了一个冰棍的日本女人，也就是本文开始说的那位，我俩谈到了和日本人的关系。姚巍他懂得多，他的爸爸和叔叔在当时的我眼中是大知识分子，他的爸爸在我们上班时已经是县里的文化馆馆长了，也是出于我对他爸爸的羡慕和崇敬，也感到姚巍也是为知识分子，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对这位冰棍的日本女人来历我还请教了姚巍一番，他支支吾吾地只说可能是在日本鬼子的关东军侵略中国时到中国东北来的日本慰安妇。后来我俩还是考察了一番，她还叫做“一百号”大概是慰安妇中的第一百名。
直到许多年后，我去了日本，能普遍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从骨子里感到日本人对中国人有着小学生对老师、小弟弟对大哥哥那样的崇敬和爱戴，这使我不由地由憎恨日本人变得对他们有些理解和可怜。我在日本去了一些的城市，包括去了他们的农村乡下，去了乡下的村史博物馆。看完有关展览后，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的：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他们也是受着当时军国主义政府的统治和愚弄，他们整个民族在一个狭小的岛子上，历代想找一个大点的地方生存下去。在历史上二三十年代的东京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后，这种想法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于是他们看上了满洲这块满洲人自古以来的住地，清政府倒了，清朝消亡了，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五不管的地盘，认为都是邻居他们也有份，但还是不那么仗义。此时军国主义的政府号召和愚弄日本人民去到东北开荒圈地，那里的未来是幸福美好的，前途非常光明灿烂，尤其是欺骗广大的贫困人民前去，但他们军国主义的头头们应该知道，清朝统治了中国许多年，杀了多少中国人，后来被中国人推翻了，他们的地盘应由中国人继承的啊。许多日本贫民上当受骗，于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满怀着对未来的追求，他们每村出十几个人，站成排，志愿来中国的人胸前带着大红花，浩浩荡荡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些年轻的日本姑娘也志愿或不志愿的跟随成千上万的男青年们来到中国，来到中国东北荒无人烟的地方。我看了这些照片后也对这些普通的日本人感到一丝理解，大概这个当时十六七岁的日本姑娘也是其中一个吧。
我和姚巍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至今。在我们同学中，姚巍是我们在年轻时代公认的才子，有名的“博士”。他就有一个毛病，就是愿意较真儿，什么事非要弄出个一二不可，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就连关系再好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和他就辩论起来，记得那次是工作了五六年后，就是为了质量和重量的区别争得嗓门很大，谁也说服不了谁，而那时我俩只是二十多岁的工人，哪能弄清它们的区别呢。后来在漫长的工作生涯中，到退休时还是个工人，他难免有些不甘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恰好他有一朋友去了海南岛，他回来后就对姚巍说海南岛如何能挣钱、几乎遍地是黄金、人才奇缺、尤其是缺少像他那样的专业技术人才，姚巍去了海南岛一定能发财。经不住那朋友的再三引诱劝说，他仔细考虑后竟毅然决定辞职不干了工作，告别了他那可爱的妻子曹军，跟随那朋友去了海南。这时他已经有了能驾驶大客车的执照，这可是不得了的，能有这种资格的人很少，但和那朋友在海南也不走运，原来承包一个企业也没成功，被其他人给骗了，后来四处颠簸也没着落，但灰头土脸的回来又不甘心，于是自己凭着能开大客车这个特长就给别人打起了工，每月可挣三四千元的工资，在那时是属于高薪，这工作干得很稳，而且老板也看中了他，还准备委任他做一个客运站的站长，这样就做了五六年。你想想，一个是在遥远的中国的南方海南岛，而老婆孩子在中国的北部边疆县城，回去一趟也不易，而且他的妻子曹军带着孩子也很不简单，实际上姚巍也是个拧种，是个一倔起来三头驴也拉不回来的人。这样做了多年后，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才回到了我们县，这就是他的简要经历。
姚巍是我此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他在前半生的经历，从早期我中学同学中的才子、“博士”、他的家庭条件也是大家中最好的，这些年来虽然最终是个工人，但他始终是我敬佩的对象，是我尊敬的要好朋友，他也拼搏了、也努力了、也与命运抗争过，后来他几乎定居在旅顺。他经历的这些，也是一个普通人在年轻时代经历的故事，只不过是有人可能成功了，可有的人命运不济还是失败的多，也可能在人的一生经历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波折，但作为他的好朋友，我是始终尊敬他，敬佩他的。我说了这些也许值得有些人是应该借鉴的。
下面说说同班同学杨行国。在工作期间，与我们班的杨行国结成了好朋友，我说的是工作上一个班，俩人天天一起上下班，他只比我大一岁，但我的劳动经验多一些，平时也照顾着他。我俩一起并肩在豆炕上干着活，一起推豆子，推豆豆箔。他下象棋也是不错，业余我俩也是下棋。吃饭也在一起，天天需要带饭来，我俩带饭也简单，在油车间工作有个莫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便的吃豆油。在那个年代，人能吃的饭菜中油水少之又少，一个月每人国家给半斤油，又没肉，一般人吃油太困难了，我们在饭盒放上切成小块、在家做熟了后放好盐的菜如土豆等，一上班就把生豆油倒入饭盒中半盒，再放在锅炉上热着，一到休息时，拿来便吃，吃饭时我感到生活这个世界上真幸福，老天真是照顾我们。那时真是胃里缺少油水，想起在二所的全家人，弟弟妹妹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在二所又买不到蔬菜，菜里豆油又少，于是我把平时节省下来的二斤豆油用小塑料桶捎回了家。那时我姨奶奶已经把我弟弟看大了些，那时她住在我们在二所的家里，而我在县里上班，她在家里与我爸爸奶奶有些小矛盾，天天摩擦不断。
于是我爸爸在县里的老供销社附近找了一处与别人家合住的小房子，让她与我同住。这找房子真是难之又难，这个小房是我爸爸的朋友何存华叔叔住着的，他也刚结婚，原因在于他在文革中积极参与了斗争走资派的运动，是养路段有名的造反派，在如斗争赵玉喜、付万强等人的过程中，因为动了手，赵玉喜还在斗争中死了。因此他的儿子赵雅东，我的女同学赵雅芳的哥哥对他恨之入骨。赵雅东那时才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势必报仇雪恨。动辄夜晚来砸何存华家的玻璃。砸了几次，何叔叔的确害怕了，要换个地方住。并且又与他合住的前面的人家也不和睦，那俩口叫王华盛和吕淑华，男方个子很高，有一米九五，在县里打篮球是主力中锋，女的是县女队的篮球主力队员。王华盛和吕淑华都是县里的农机大修厂的职工，我也和他俩也熟悉，因为都打篮球的。何叔叔经常与他俩吵架，于是想搬走，但想到他一搬走这屋子又便宜王华盛家了，于是就和他的老大哥我爸爸商量，我爸爸说：“要不就让小军和他姨奶奶去住，也好先占个房子”，何存华一听这话就说：“如此最好，那赶快让他娘俩搬来住”，于是在一九七二年中旬我和我姨奶奶就搬到一起同住了，这样我也算有个家就在姨奶家吃住。我姨奶也挺高兴，因为她是从小把我看大的，就这样她天天为我做饭、洗洗衣服，我上三班倒，天天倒也平静。
我和杨行国上班吃饭时，饭菜也不错有时就喝点儿酒，但一次两次，其他同学也过来凑凑热闹。慢慢地我便养成了喝酒的习惯。要说喝酒，对此我要用一些笔墨来描写描写，四十多年来始终就“坚持”下来了，从那以后无论时在学校、企业、事业、还是公务员，始终喝酒是第一位的，大家对我的印象均是能喝酒，而且善喝酒，每次是喝的不到度量决不罢休。但是自己也是凭着身高体壮，也是能喝，一般看对手，对手是一般朋友时他们也都是了解我，喝上个半斤八两的是毫无问题，现在酒的度数低了，在以前我就喝散装白酒，最早正是与杨行国在一起时，从那时我就开始了喜好做菜。因为是在油厂工作，天天和豆油打交道，上班时想吃豆油的话非常方便。我们有的人饿极了，就用水舀子盛它一水舀子端起来就喝。大概现在说这些大家不信，是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有的是很苦，我们这些人有的家庭也是贫富不等，有的人家本来家庭人口多，兄弟姐妹也多，一家竟达十几口人，那时也没有“计划生育”，我的一位同学比我大两岁，他在家里排行老二，在我们上班时竟然还有了个妹妹。这位小妹妹比他哥哥的孩子小，这种情况现在是几乎不见了，他的爸爸还有些精神病，挣钱也少，一家大大小小有**个孩子要张口吃饭，而且孩子也都是能吃，我们开始上班时工资也仅四十元出头，完全不够吃的，在家里也吃不饱，怎么办。很饿的时候就来我们油厂喝豆油，实质上这豆油喝长了也没有那种豆腥味儿，开始喝倒也挺好喝的，只是稍微喝多些有跑肚拉稀的情况，适应就好了。大家看，我是有啥说啥，想到哪就说到哪吧。
再说做菜，油厂里有豆油啊，反正厂区离我们住的宿舍也是不远，也就几十米，下了班就往回“拿些”豆油。我在住的宿舍外后来还种了块地，有茄子、豆角、西红柿、辣椒等等，那时也没有什么的，只有鱼类啦和豆腐、东北的干豆腐。东北的干豆腐的确是与现在关里的豆腐皮不一样，那是又薄又筋道，用它来炒菜，是很普遍的现象。工厂的制度也是严，豆油当然不能拿，我们拿时也只能偷，不过有一次大家收集了一些。那次是卸一大货车用铁桶装的豆油，每个铁桶有三百六十多斤，当往车下摔的时候，没有对准用来卸油桶专用的大轮胎，一下子摔到地上，铁桶就开口了，顿时桶里的豆油就咕咚咕咚地往地上流，在地面上的低洼处便积累起来成了油汪汪的一片小湖，这时大家便着了慌，有人就急中生智的喊了声“大家快拿东西盛啊”！于是我们就纷纷从宿舍里拿来些舀油的洗脸盆啦、塑料桶啦、大茶缸子等物件来盛豆油，一时间我们存放了不少这种泄露的豆油。而我就用来做各种菜，什么“溜豆腐”、“炒木耳”、“烧茄子”、“炒干豆腐”等等我都会。我们厂有一位叫严德宝的比我大**岁的北安青年，他也是喜欢吃，但他做的不是一般菜，而是在街上买来的“大马哈”鱼，他在我们的宿舍里明目张胆地做“油炸大马哈鱼”这道菜，还招摇过市地请大家来吃，这事传了出去，厂的领导知道了，这股风气不打压不行。于是乎他被挨了领导的训斥，领导还让他写了检查，并通报批评，这事儿弄得他灰头土脸的，也就是过了一年多，他就调回北安工作了。而我呢，平时就是做些小菜如炒菜之类的，我也能琢磨，这些年轻人吃了我做的菜觉得做的还可以，而我听到夸奖后又是鼓舞了我，对此也潜心研究起来，又托后来的上海人买了几本菜谱。那时菜谱很是稀少，这几本菜谱现在还保留着，里面的彩色插图还是很别致的，我就一面看着菜谱一面做菜，后来过了几年，东北的家常便饭中的各种小炒我基本上也都会做了，在我们的一伙同学中，我做菜也是有了点名气。一次，宋成立他在厂里要走了，是在后来当兵之前，他要在家里请大家一顿客，于是就让我去给掌勺，在他家里的锅灶上，我放上油，又放了些肉片扒拉了扒拉，那一招式，看的宋成立看的弟弟目瞪口呆，连声说：“我黄哥了不起，做起厨师还真像那么回事”！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