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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得到了消息，我们已经终于找到了火头，并对着火头包抄了过去，这个真是英明的策略。山火都有火头，整个森林大火，一般是平铺的一大片，但是这里面有个火头，就是燃烧的最猛烈的火。开始是找到了火，但是一溜长有好几里，也不见火头，没有找到火头是没用的。整个火头带着森林大火向前烧。
我们准备打火时，但是领导又让大家准备好火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当火头向我们迎面烧过来时，为避免被大火包围烧着，要在远处对着来火的方向顺风放火。这倒不是“引火烧身”，而是要烧出一片空地保护自己，有经验的话可对着火头主动点火的话，自己放的火与火头相遇两者抵消，可省却了打火而既保护了自己又消灭了火头。这要把握好火候，要等到火近的时候，这时有经验的话也可逆风放火，与火头相遇时火大的一方有吸引力。要知道火头在当时硬打也是不行的。
这一招儿好，真是“又消灭了高家庄的地道，又解了黑风口的围，高，高，实在是高”！就这样，我们一队人就来个顺风点火，由有经验的老师傅办。在一片“塔头甸子”的平坦地，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傅，让我们几人一字并排散开，看着火头离我们几十米时，赶快顺着风迎着来火迅速点着火。我们这个一字排开的火与火头相遇后，一下子都熄灭了。这火与火头相遇后，因需要氧气就熄灭了，火头熄灭后，就开始扑打余火，这都是边上的残余小火，人们可以上去和这些小火搏斗，用小树枝条对火猛扫，山火总算是扑灭了。
大家不禁高兴起来，这时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初春的阳光照射在“塔头甸子”，我和有的人就躺在草丛里，看着这一片山麓和草地，享受着暖洋洋的阳光的照射，也非常的舒服。这时上边又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虽然已扑灭了火头，但是还有些小火头复燃了，要赶快奔赴下一个火场。于是，这些人又收拢在一起，走了两天来到了另一个小火场，就这样东跑西跑的打来打去。在野外是天天风餐露宿，十分辛苦，而且后勤的供应时常断顿，也使我们饥一顿饱一顿，有时走在野外的山路上，非常口渴时，竟连木轮车在很久以前压出的一道道车辙的痕迹中，存有一点儿点儿沉淀的清水，也用手捧着喝个干净。晚间住在何处就不用说了，最好是在有茅草的平坦草地，可以用镰刀割很多的草用来取暖，“五一”前的春天，在山区就算是比较温暖了，但夜晚也还是点着篝火，还真有些“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感觉。
还有一个趣儿事，一次晚间，好不容易走到一处有人家的地方，大家从各自的干粮袋中倒出大米，借了人家的锅做了一大锅大米饭。我们饿的实在不行，这时看到人家房东家里有个脸盆，就要借来盛米饭用，谁知这家的媳妇说啥也不愿借给，于是曹瑞钟就蛮不讲理的抢过来就盛了一大盆过来分吃，说就不信把脸盆还能吃了不成，这家人也够抠的。大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急急忙忙的吃光大米饭，后来吃到盆底的人觉的不大对口味，仔细一看竟然是个尿盆，怪不得人家不愿借呢。过了几天又得到消息说上次火头虽扑灭了，但余火仍在，死灰复燃了，唉，又是白打，我们于是掉头往回走吧，这样大队人马又往回返，又要扑火，这次火并不大，可又要清理火场。这个费劲，要把灰烬清除掉，最好是用水浇透，但上边也不知道用水这么不便利，可也要执行。这领导真是官僚，我那时想，官僚主义哪个时代都存在啊。清理火场又用了几天，只能在山上过“五一”劳动节了。
过节的几天领导又吩咐要看守火场，防止再燃着，所以这几天也不忙，只是住处不好解决，没办法只好天当被来地做*。我们这些青年人也算是乐观，在小阔叶林中三、五个人用塑料布支起一个帐篷。“五一”节那天，大家还用白桦树皮做信纸，上面写到“祝五一劳动节愉快”“新春好，春天到，山上的大火扑灭了”等一些愉快、诙谐的语言。我们听听这个老职工讲个故事，听听那个新工人说个笑话，在艰苦的生活中，也是写些苦中取乐的趣儿事。有几天饮用水有些供不上了，我们有人就想了个懒招儿，我们不是带了几个塑料桶吗，是能装三、五斤水的那种，就把它绑在小树的树干上，把桶盖打开，在树皮上用刀子割开一道细沟。因为是春季，是树液汁最多的时候，树皮割开一道沟后，把用刀子割下的树皮在树干上耷拉着，树的液汁便一滴滴的沿着树皮向下滴，多的时候甚至成细流向下流动，只要经过*或一天*，就会有满满一塑料桶的饮料给你自动装满。这种水状的汁液，用嘴一尝，还真好喝，又是纯天然的营养品，白桦树的最好喝，这样就解决了喝水的问题。这种经验迅速推广了开来，一时间，我们的住处就有六七个小塑料桶绑在白桦树上，大量的天然营养饮品就开始无偿供应。十几年后，伊春市还真有个天然饮料是白桦树汁做的，还做出了品牌。
我们终于要下山了，上边传下消息，经过近一个月的山上生活，森林火灾完全熄灭了，这场山火看来人力的确是扑不灭的，人们只能跟着火头跑。一个月来，山上吃住，野外奔跑，人们一个个也累瘦了，我们后来在乌拉嘎粮库集中，我和陆基林也没看到徐学军。后来大家得到消息，要发放最后一次供应品，是要用好吃的来犒劳犒劳我们，大家就兴奋的等着扑火送粮队从县里运来的丰富的、最后一次供应品。听说这次供应的品种实在多，说是肉肠、白酒管够，这把大家馋的直咽口水。我们就事先分好十人一组，分食品的时候就按小组来分。等啊等，等到食品发下来，小组长傻了眼，大家也傻了眼，一个小组仅分到一根肉肠和半瓶白酒，大家的心凉了一节，组长只好用随身带的小刀子把香肠每人切了一小段儿，白酒一人对着瓶嘴喝了点儿，本来大家想借此白酒来开庆祝小宴会儿呢，这一点儿能够谁的，只好拉倒。有人说，这都是让负责后勤的人给克扣吃了。是啊，运输的途中漏洞有的是，难免发生些跑冒滴漏的现象。现在这种贪污盗窃的事情还少吗？在回家的货车上，这些人熙熙攘攘拥挤着，听说县里领导说大家都是有功之臣，回我们县县里一定要再好好犒劳犒劳我们，大家听了相当高兴，不禁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人人都灰头土脸的，穿的皮棉大衣，外层的蓝色几乎看不到了，仿佛被水浸泡过，泛出来淡淡的白色，一个个如同“威虎山上的土匪”下山了。大家就这样乘车回去了。
据说下车后，大家立即被领到了我们县国营食堂（县里唯一的饭店），县里请这些人大吃了一顿。而我呢，在中途稻田村又下了车，因为我家在那儿。一回到家，在家吃饭的时候，我谈到了这次打火的种种经历，对我爸说：“这是我一生到目前为止的最艰苦劳累的一次”，记得我爸爸甚至在喝酒时几乎流下了眼泪。
我回到了县里后，我们走了一个多月，把在山上打火的时风餐露宿的事情告诉了上三班倒的同志们，和大家见了面很亲近。我回来后就和苏运祥俩人商量工会给予职工家庭补助的事情。近年来厂里每个月都要商量给职工困难补助的事，每个月差不多总是那几个人，标准是这样，家庭每口人按工资标准的平均水平要在八元钱以下，如家里只有一名职工，月工资五十二元，家里有七口人，平均为七元多，就能达到补助的标准，每个月由厂里补助二十到五十不等。这事儿要由厂工会商量定，主要是工会主席苏运祥和我来决定，厂里每月有七八个达到标准的职工，每次也为了补助争得脸红脖子粗，是啊，没有这笔钱这个月就过不了，每个月也就五个人，就有两个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我这个“副主席（那时工会主任称主席）”也是个兼职，但对此事非常认真。有个职工一家九口，家里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五个孩子，生活是困难，但这人的人缘不好，张来顺四十多岁，体格很好，身体倍棒，可惜他的家属脾气太差，大家叫她“母老虎”。
后来我和宋成立我们开玩笑，见比较“二”的人就说，他是“张来顺的老婆倒上树，虎b朝天”。她动辄与他人吵架，是有名的，为此事我也费过不少脑筋，劝架不知多少次，工会主席苏运祥可是大字不识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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