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对了在报名前我还做了一件改变我一生的决定，就是要改个名字。原来不是叫“黄新军”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上大学前，上大学后就叫现在的名字了，县。老同学还是叫我黄新军，我感到这个名字太俗，就自己一个人跑到派出所改做叫黄钧。这个“钧”是个重量单位，大概是分量很重德意思。当时也没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介绍信我自己开的，民警也好说话，大笔一挥，人就焕然一新了。从上大学以后认识的人，大家就叫我“黄钧”了。不过上大学以前的人还是叫我黄新军。
从高考到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来等了三个半月，当然没来以前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我只能这么煎熬着，等待着，成绩没下来以前，只能一切“外甥打灯笼，照舅”，还是与过去干的工作一样，谁也没说什么，不过，大家纷纷问我考的如何，我只把估计的分数说了，大家都说，吓，这么高，不是在吹牛吧，我只好一笑了之，也不好说什么。考完后回了家一次，见到了家人，我姨奶就埋怨说：“考什么学啊，现在工作多好，和淑珍一结婚，生活多好，还折腾啥啊”，我爸爸妈妈也是这样想，那时我爸爸还在县里的稻田大桥建桥工地做总指挥，官职相当于以后的公路管理站的副站长。而郝大爷是个副段长，我带了照相机，匆匆给我弟弟妹妹在稻田大桥上照了相，此时妹妹已长成十二三的姑娘了，穿着合体的衬衣，扎着两条小辫，头发上卡了一个半圆形的发卡，照相时，发卡被阳光照射，反光形成一道闪闪发光的亮点，加之相机的光圈、速度大小调解的合适，这张姐弟俩的合影照的非常好，我妹妹小时照相也是非常上像，也是我最满意的一张，高兴之余，我也来了一张，从河边的柳树丛中钻出来时照了一张，像个杨贵妃拨帘入浴形象，感到照的不错，但细细端量一寻思倒越有点儿女人味了，这些照片还有，算是个纪念吧。
回县后，我爸爸也去县里开会，破例在我宿舍与我住了一宿，也教训了我*，唠唠叨叨的无非是必须要赶快找个女朋友，他举了数个例子，说明一旦上了学，男人要找个女朋友是多么不容易，当然是知识分子更难，说你妈这姑娘多么好，人品好，家庭背景也好，知根知底的，你看郝淑珍这姑娘多好，这一家人也好，本分朴实，也没有值得说的缺点，我爸爸就是看中了她。当时对知识分子还是有偏见，特别是我爸爸这老一辈，他们经历了“五七”年的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经历过批斗“臭老九”的运动，已经对历次运动恐惧厌恶了，况且家庭出身是这么不好，就把我贬低的一无是处，说现在对郝淑珍家里说说可能也同意，就这么定了吧。我一想也有道理，郝淑珍这人也不错，也是从小看到大，我爸爸妈妈的眼光应该可以的，就这样同意了，我爸爸取得了我的同意后，又紧锣密鼓的做了郝大爷老两口的工作，可能也费了一番心思。
高考完了近两个月，高考成绩下来了，我竟然得了三百一十四分。从县里教育科回来那天，简直不敢相信此事，那天查分数的尤其多，连在回来的路上有的考生给我打招呼，大喊：“小黄，你考的分数可多啦，你真厉害”！我听到后也没有理人家就飞快的骑车子回去了，事后得知，这个考生考了二百二十多分。第二天，县里教育科的大红榜贴在了我们县百货商店的墙壁上，大学生全县就五名，我的名字“黄钧”列在第二名，除我之外，其余的三名是上海知青，还有一名是乌拉嘎金矿的算是本地人。我中了！如同“范进中举”一样，就是差没有疯了，其实，三百一十四分的确不算低，可以上重点大学的了，当时上了大学的同班同学最差的二百七十几分也上了，是吉林省的，因为算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全国录取的考生，各个省的考试成绩不同，所以录取分数也不同，就这样，我算是撞上了“狗屎运”。但同学中倒并没有祝贺我的人，为什么，只因改了名字，大家都很茫然，都不知道我竟然考上了。我给他们说了自己改了名字的情况后，大家自然也为我高兴，同时也因为我而感到自豪，以后一提到参加高考的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他们可以扬眉吐气的说，我的同学也考上了，参加了工作近七年还考上了大学，而且又带着工资，的确是非常自豪，仿佛他们自己也能考上似的。
从高考成绩下来到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里，我过了一段儿非常风光的日子，几乎天天有酒场，顿顿喝的东倒西歪，但我酒量大，怎么喝也不醉，正常情况下一些人喝到八两酒就彻底不行了。那时的白酒劲儿大，一般在六十五度，好的话可达七十度，因为我的同学有在酒厂工作的，他们能拿到好酒，说拿是不要钱，他们是在酒厂工作，有时就拿一大茶缸子来我们厂子和大家一起吃喝，我年轻时可以喝到一斤。所以还有段儿顺口溜叫：“小黄八两不醉，董华蒙头就睡，杨杰乱喊乱叫，姚维总笑不累”。
考完后有一次，那天我也的确喝了不少，骑着自行车在县里的大街上狂飙，在县老五金商店的十字路口往砖厂方向拐的时候，那儿正是个拐弯加下坡的路，迎面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大概驾驶员也不熟练，也没减速拉制动，酒后我脑子也反应慢，一个措手不及脸撞在前驱动轮下，头朝下倒在地上，顿时血流满面，尤其脸的右上侧撞的严重。我从倒地状态站起后，捂着满面流血的脸，这时驾驶员两腿颤抖的扶着我，连问，怎么样还好吧，一听说话口音是个上海知青。恰巧肇事地点在老交通局门口，一个叫“黄胖子”交通警察（我认识，当时在县里很有名，而且他与我爸爸非常熟），正在门口站着，立即把那个上海知青的有关证件扣住，而且把人也要扣押。此时我捂着流血的伤口，看着浑身发抖的那个上海知青，想到自己也曾是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也曾有过肇过事这个相同的经历，一方面也想到了孙宏更、陆基林也是上海知青，一股放过这个可怜年轻人的念头油然而生。想到这里，我却反过来倒为驾驶员求情，求“黄胖子”，我叫他黄叔叔放过他，只说自己不注意跌倒，与这个驾驶员没任何关系，那位“黄胖子”警察大惑不解的看了看我们双方后，踌躇一会儿，慢慢放了那个驾驶员。只是我骑的自行车前车圈也瓢了，已无法再骑，这个上海知青连忙答应事后把自行车完全修护恢复好，这才作罢，但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事后我也想了，此事的确怪自己，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抓住完全可以痛罚他一下，这个根本原因也可能自己的同情心在起作用吧。
那段儿时间，在县里遇到了我的同学张爱茹，她来我们县参加教师培训班的。她在一个叫“反修林场”做小学教师，是与郝淑珍一起参加工作的，她父亲也是林业局的护林员，就是户口在我们县，所以也分配了工作。我看到她后，感到她成熟多了，而且长的高高大大，两只漂亮的大眼睛，在忽闪忽闪的看你。她知道我高考的成绩很好，有点儿很羡慕的样子。但同学时我俩坐同桌，她的学习是那么好，在班级里，她的数学很好，郝淑珍的语文很好，她俩在班级里也是出类拔萃的，现在也是，要不现在怎么当了教师呢。我在学习方面很佩服她，要么说有的人一出名就怕见小学同学，因为他知道你的老底儿，你究竟有几两沉小学同学最知道，不要看你现在多牛，实际上那时就是一般般。她那时在林场住宿，还是小学教师，要教几个班级，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复习能上大学。张爱茹说了一些以后也要抽时间学习的话，我也鼓励她说只要好好坚持，自己的梦想一定能实现的，好像也说了类似现在说的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梦想有多大，自己驰骋的空间就有多大”。唉，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在那个山沟沟里，白瞎这个人啦，我好像说过她现在的情况，但是我想。她若是有个好的条件的话，这人是那么聪明，学习用功，那么心地善良，漂亮天真，要是能考上大学，以后一定会大有发展的。
现在油车间已恢复重建，但是在离原址很远的地方，在西粮库附近，李东仓当了副厂长，但油厂、粉厂并没分家，我还是当团支部书记。李东仓是副书记，共青团的工作仍是忙忙碌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要上大学，所以一切也不顾我了，我从集体宿舍搬到了办公室住，不管怎样，是一个人住的宿舍了，窗户玻璃到了晚间就用报纸挡住，为此平时准备了许多的按钉把报纸钉在窗户上。厂子里开劳模大会，杨杰主持，我事先布置了会场，用红纸绿纸写了很多的大字贴满了会场，看来这是我在粮油加工厂最后的闪亮登场。那时，虽然天天忙忙碌碌，却也心中充实，新的油厂建筑在黑龙江的江边儿上，那建了半截的大烟囱，高高地矗立在黑龙江边上，我也常过去，有时攀登上高矗入云的手脚架上，静静地望着仿佛近在咫尺对岸上的苏联大地，那里也有山峦、村庄、再往远一点儿看还有铁路，只是荒无人迹、少有生气，这辉映在我青春的脑海里，这就是大自然，这就是现在和未来，未来靠我们年轻人来创造，以后的美好蓝图靠我们来绘画，我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向往。我在手脚架上照了一张相，以做在县里工作的最后留念，现在还在我影集里。我还参加了杨杰和由凤琴的婚礼，由凤琴也是我的同学，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草草的在他家里举行，她是女蓝的主力队员，身体很好，打起篮球也是横冲直撞的。这是上大学以前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同学婚礼，这也是我相处时间最长的同学的一个婚礼，还给他俩敬了酒，杨杰在和我分别时给了我一个精致的日记本，很厚，后来我在上边贴上了你妈的小照，四年中，一直用它来记日记。于是就与他们分别了，再见！我的好朋友！
我爸爸派来了我家的一个邻居叫刘广治，是稻田道班的工人，和我也非常熟悉，来到我单位告诉了他来的使命，原来他是来说服我赶快决定要结婚的事情。我也对他说，我已经定了和郝淑珍谈恋爱的事情，但他说我爸爸奶奶的意思是要定下是不是要结婚的事情，他们想让我趁考上大学这一有利条件赶快把郝淑珍要抓到手再说，不要错过这一大好的局势！我答应了这件事，九月四号，我把郝淑珍喊到宿舍，一边喝着四瓶啤酒一边与她谈，最后商定了下来，若同意就尽快取得结婚证，免得夜长梦多。在最近几天就领结婚证，领结婚证也是个难事，需要开介绍信，但是这个介绍信一开，这样大家就知道了，也不好办，好在有一朋友在县里管办证的地方，也简单。我第二天，向姚维借了盒香烟。他有好烟，是过去从上海托知青捎来的，是“凤凰”牌烟，一听我要办大事，就给了一盒。于是我拿着他的烟，到了办证的地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两人的结婚证给办了。看看多么简单，连个照片也没要，并且不用女方到场就办了，年龄、性别全凭嘴说，按道理是不允许的，但当时有人就能好办事，就这样，终身大事告成，那时娶个媳妇这么容易！
终于大学录取通知书于十月末下来了，接到通知书后大喜过望，是《东北林学院》的林业专业的大学生了，原来报志愿时为什么报了个林学院呢，第一志愿是《长春地质学院》，其实这个大学当时千百万知青都想报到，而且正因为不大好，报的人才多，第二志愿是《大连水产专科学校》因为是专科，想好被录取，第三志愿是《东北林学院》，后来知道我的成绩在班级是上中等，此时我脸上还贴着被撞伤的纱布，活像个战场刚下来的伤兵，大家说，有点儿可惜，差点破了相。那么赶快准备准备吧，我匆忙把各种账算一下，也好交差，于是算了我管辖的工厂互助会的、食堂的、加工员的各种账目，一算不要紧，清算的差额大吓了我一跳，加工员的进出库账，麻袋、面袋均有差额，我提出了以前说的理由就对付了过去，工厂工会互助金的账就有点儿麻烦，因为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大致差不多，就把公家的钱当做自己的小仓库，需时就拿来用一用，久而久之，竟差了一百八十几元，这也没什么理由了，没办法自己往里垫吧，再一算食堂的账，就是来回换饭票这一项也有差距，仔细一算也有一百多元的差额，这样近三百元了，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儿啊。
以后总结，我这个人不适于管钱，一辈子管了几次钱，都是错账颇多，基本上是自己往里搭，主要原因还是心粗，但总的还可以挽回残局，你说咋回事，原来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与陆基林说好的“和平竞赛”的约定，每月存款三十元，查一查存折一看，哈！竟有五百六十元，拿出三百元堵窟窿，还剩不少，此事报告给家里你奶奶了，说我有存款五百六十元，我妈一听大吃一惊，竟有这么多的钱，咋回事，我说是自己省下来的。那时一般家里没有剩钱，年轻单身还好些，都是补贴给家里用，可自己的爱好也多，什么摄影啦、乐器啦、报刊啦还有喝酒等等，这些都需要钱，每个月也要几十元，所以家里认为我根本存不下几个钱，却不知还有这么一大笔巨款！于是，我也坦白了所管的账目出现巨亏的事实。后来给家里一个约定，存折给家里，家里再给我钱，把账目搞平了，一切了事。通知书下来后，也给我姨奶说明了情况，再三解释了上大学的种种好处，要不，她确实也接受不了，最后，她老人家好像送我赴刑场似的送我上了大学。在十一月上旬到大学报到，我把行李拾掇了拾掇。汪小波送给我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了朱德的一首诗，开头是这样：“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浔。”，总之是勉励的意思。与同志们告别，粮食系统的同学兼同志共三四十位，离开那天，也有二十多名早晨早起到客运站为我送行，我要在稻田村再住上几天，在此与这些在粮食系统共同工作了近七年的同志们告别了，再见！我的工作单位，再见！我的朋友们！
回到了稻田村，离开了县里后我先到了稻田村我家里。照例养路段的我爸爸的老同事络绎不绝的来家看我，都为养路段乃至稻田村出了这样一个状元而好奇。相信我爸爸妈妈也天天听到接触他们的人都赞扬说，你们家里的人怎么这样能啊，你看又是双职工，人口也不多，儿子小军工作这么多年，还考上了大学，还带工资上学，怎么好事都让老黄家摊上呢，还是你两个教育的好啊。当然有羡慕的、有嫉妒的、还有记恨的。记得小时家在二所时，有一个我爸爸的老同事叫张宝，他有点学问人很能，自恃才高，目空一切，过去一有工作上的事到家与我爸爸商讨时，脸总是向上扬着，两眼用鄙视一切人的目光眼斜看着人。但可惜他的老婆是个子较矮，女儿十二岁还是个下肢瘫痪，我曾去过他家一次，他的老婆看来非常不利落，家里脏乱的无从落脚。他和郝淑珍还做过一段同事，当过几年二所的小学教师。可惜就这样一个人，一辈子也没强过我爸爸，好像总是不服，后来他家也搬到稻田村了，而且还是个工人。养路段这样的能人不少，还有明德道班有个人姓杜的也是工人，以后当了个道班班长，个子不高，文化也有。听我爸妈交谈时一个劲儿的夸他，说，老杜真行，他是个能人，什么都会。养路段这些闯关东的老人，最后可能就我爸爸妈妈和郝淑珍他们家的人结局好一些。
郝大爷也是这类人，早年在山东聊城地区阳谷县的郝楼，他也是很早就做农村信用社的会计，为当时的公社算算账，管点事儿，但他一旦工作起来太认真较真儿，后因见事不公，认真做也无法做下去，只好抛妻别子远跑至黑龙江的边陲。那时郝淑珍和郝大娘在阳谷，正值是大跃进年代，人人不顾家庭拼命工作，郝大娘日夜在农田里干活，那时才二十多岁，她把郝淑珍放在田头，据说郝淑珍饿了就捡种地时散落在田地里的黄豆粒儿吃。最苦的是郝大娘，家里还要尽心尽力伺候一个有精神病的婆婆，等她老去后，才带着六七岁的郝淑珍跑到黑龙江这个县郝大爷的身边。后来有了三个内弟，没想到这他们竟如此出息，后来老大放着县里当时最年轻（二十三岁）、最有前途的副科长不做，跑到山东来应聘到日照这个当初刚健的新城市，来单打独斗开创一片事业，到现在也算是功成名就。他的儿子郝官也这么出类拔萃，复旦毕业还考上了美国奖学金的留学生博士。他在日照市与爱人尽孝道照顾我岳父岳母至今，要是没有他们的照看，二老也不会有现在。老二从小在边疆长大。当年在学习方面，他们三个是非常有名的，人人夸奖，称为是郝家三才子，学习成绩是出类拔萃的，旁人只能望其后背。但老二那年考试题很难，因为出考题的偏重城市学生，农场后来考上学的孩子少之又少，县里有一年竟无一人考上大学的，大环境所致。老二又发奋学习，上了班以后也刻苦专研，学习始终没有放下，在他勤奋又有股韧劲儿的努力下，竟然考上了黑龙江省交通干部学校。现在做了十几年的交通局副局长，若是在县里有点儿门路，也在十年前就被提拔到局长以上的领导位置啦，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十几年前也想下海到内地来，这是当时优秀年轻人的普遍想法，但大家认为在县里也可，再三劝阻下他才继续留在那里，要不内地又多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吧！下面再谈谈老三吧，他也是个人尖儿，小时算是淘气的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就不会聪明。与我弟弟在班级是一起时是班级里学习的头儿，但是老三要高出一截儿，从一年级在班级中他排一，我弟弟是第二，上高中时老三更好，在县里一举考上了市一中，那时在县里是凤毛麟角，而我弟弟才考上市二中。老三在市里学校时住在我家，可能是看学习太简单，一时也放松了点儿，最后一年倒迷上了围棋，下的也很好。但我爱人看看这样不对，于是对他苦口婆心的说教了一番，叫他赶快悬崖勒马，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三内弟这人，非常聪明，知错必改，在最后一个学期，成绩扶摇直上，跃居全班前列。高考时我在市里多次看他高考的成绩，感到在发榜的后面能找到他的名字就不错，但也是没想到，他竟在前几名，轻松考上了全国重点学校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济南市中国一汽，在人事部门工作相当不错，但满足不了他的好强心，又接着下海到三珠口服液公司，后到香港精华宝珠公司，又跳到外企的一个公司做高管至今。这期间上海、广州、青岛、济南都工作过，祖国的天南海北都走过闯过，这三位内弟是我学习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他们全靠自己个人的努力，也没借过家里一点儿光，一步步能走到现在的如此程度，怎么说他们也不算过分啊。实际上很多人比自己强，自己虽然聪明，但在某一层次上的人他们也聪明，这些人能做到这一层次，无一不是有着聪明的基础，他们在小学时就是班里的第一，上大学时班里的前几名，经历过种种波折，才上到这一层次，可不能小瞧人家。
再说我的事吧，回到稻田后，我爸爸的各位老同事都来庆贺，后来我爸爸奶奶想这样也不行，我和郝淑珍的事情，要得到大家的认可，需要办几桌酒席才行，于是就商量着如何办酒席的事情，他们是这样想的，把大家请来，名义上是为了送我上学，而实际上是一箭双雕的事，借此也半公开的宣布我俩的关系，怎么宣布呢，就是让郝淑珍过来帮忙，显得黄郝两家的亲密关系，这样大家不就心照不宣了吗？这样也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也同意这么办，做菜呢，就由我来掌勺，她来帮厨，就这样这场酒席就开始了。稻田道班当时还是县养路段最大的道班，职工大约有二十几人，我爸爸决定，不管是谁，全都请来，当时在家里摆了两桌，由郝淑珍来当传菜跑堂的，这样大家就更明白了。记得那次做了不少菜，酒菜管够，道班上许多人也很少有这种场合。总之，那天大家喝的很尽兴，互相劝酒，尽情的吃喝，说了些高兴的话，结果二十几人喝醉了的有十几人，这可苦了我，喝完之后需要我一个个背回家去，好在每家都不太远，有几个大个子，如芦海山的父亲芦会友，张宝等人，喝醉了的人死沉死沉的，比平时的重量还要重了不少，我说怎么像死狗一样，被我爸爸批评了一顿，说道，以后可不能这样说人，就这样这场还算浩大的酒席就算请完了。我和郝淑珍的关系以后就这么定了下来。两天后，十一月九日，因为我带的行李多，还带有一个大箱子，一个人拿不了，我爸爸就送我到了汤旺河火车站上火车，第二天，我带着行李到了哈尔滨市和平路的《东北林学院》（那时这么叫，我们毕业后改为了现在的《东北林业大学》）报到，开始了一个大学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