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回到了家，一切如旧，弟弟妹妹学习仍然很好，这个不用我c心。爸爸倒有些事儿需要我办。那是八一年夏天，正是**中央下文改正一切冤假错案不久，我爸爸不知怎么样把他的个人档案袋的东西拿来给我看，想让我给他写关于老家的申诉材料，在家里我一页一页的仔细看着。在这些档案里，有我爷爷家的财产登记。
好像在刚解放时，家有九十多间房子、有一亩地、一条驴的一只驴腿，就是和其它三户人家合有一条驴。至于其它浮财没有记载，家里的成分如何由中农变为富农的也没记载。我爷爷的政治面貌竟然不仅是富农，还是现行反革命！爸爸在五八年反右倾的时候，有些不符合共缠挡规定的言论，也记载了。我看完后大吃一惊，爸爸还让我写了个“申诉信”，把被人民公社占有的房产都要回来。于是照着他的要求，我在家写了三页稿纸的信寄给了**中央信访办，结果信是石沉大海，一去杳无音讯。
实际上我也盼望着，哪一天突然接到一封来信，说家里过去的地产全部交回你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国家返还了所有的家产，这爷爷的兄弟姊妹这么多，还有我的堂兄弟姊妹这么许多，都比我家条件差，还都在农村，不为家产打的不可开交才怪！另外全国解放时共缠挡搞了地富反坏右这么多，就算是百分之五吧，还几千万人呢，光国min挡的军队还好几百万人，这许多人，不是全都被没收了家产吗，共缠挡能返还完吗？这么一想，这就坦然了许多，我爸爸妈妈现在工作这么好，而且还是领导，我还是大学生，一家人这么幸福美满，应该感谢共缠挡才对！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当时的确是这样想的。
宋成立在粮食系统还不错，在粉厂工作，我们县粉厂的前身是粮油厂的粉车间，后来还有了个油厂。他处了个对象，是粮食科的一位副科长介绍的，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女。小宋他领我去看了看，我陪他去相了相，那时在我们县的一个最繁华的街道上，她在冰糕的地方冰糕。我一看他这个对象个子高挑儿、长得也白净，比较漂亮，只是工作不行，没有正式工作，看了看我不大同意。找对象别的倒是次要的，就宋成立这种条件，家里人口多，而且家庭经济状况不好，要找必须基本条件是以有工作为前提，这有工作也是当时的条件。那个姑娘她叫张原梅，后来证明，原梅很能干而且也能吃苦，是刚从老家吉林投奔她在我们县的亲戚过来，只是暂时是无正式工作。但宋成立也是看在副科长的面子，那时在一个小县城有副科长这个关系，这女孩儿的工作想必也能顺利解决的，而且这个女孩子长的也可以，可能是对他也不错。看来成立是铁了心，还是不顾我这个好朋友的再三劝阻，要继续和她交往。唉，我这个好朋友可能也是吃淡萝卜操闲心了，也管的太宽了。
这期间银行方面又传来了消息，郝淑珍考银行也没考上，她也是没什么野心，可能只顾做好目前的工作就算可以了，并不想争取那些未必能成功的事情。这点可是和我不一样，我是工作再好也不满足，总是那山望着这山高，工作不能有安定的时候，看着工作不满意，就喜欢调走，一般在一个单位待不上几年就想换地方。大概她说过我是属“猴”吧，上窜下跳、东奔西跑，总也不得安生。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劝郝淑珍不必介意，只是干好工作就行了。
在家闲着也没事，突发灵感，应当再学点儿东西才行，学什么呢，这几年借着在家的机会，几乎天天在家里做饭，一放假回来，就给我爸爸妈妈拍下了胸脯，下了保证，天天不用他做饭，关于做饭做菜的事儿我包了。
于是我顿顿换着法儿变换花样儿给全家人做饭，同时也在实践中照着各种菜谱做，反正我的菜谱书籍有，什么“北京菜谱”、“湖南菜谱”，什么“川菜”“鲁菜”的，一边翻着菜谱，一边仔细琢磨，今天请我的哥们儿，明天请爸爸的同事，家里经常摆酒桌，妹妹和郝淑珍是我的好帮厨，家里也有这个条件，郝淑珍也不时能买些紧俏东西来。这样，我的厨艺有了飞跃的提高，而且大家也喜欢我做的吃的。
这种情况下，还再学些什么呢？绣花，那是不可能的，郝淑珍在那时就会绣，绣的一片片窗帘、门帘、挂幅什么的，我要学而且太耽误时间，费事儿。于是我学起了做衣服，裁缝，这名子好吧。先学简单的，首先要会学踩缝纫机，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学，什么简单，做鞋垫儿，找了一些碎布，一层一层用线缝个大概，再一个个用剪刀剪成大致模样儿，裁下来后再用缝纫机轧上，一圈一圈地扎轧。练了几天终于缝纫机会踩了，鞋垫儿也会做了，一天能做十来付。看着这些鞋垫儿也用不完，缝纫机也踩得熟练了，开始进行下一个练习吧。在衣服中什么最好做，做条裤子，自己量了量我的腰围等尺寸，找了一块薄薄的化纤布料，比量着自己划了线裁了起来，也是事先未周密计算，裤子的折叠部分没有考虑到，裁了布料后发现好多地方都是考虑不足，裁的部分比要做的少了许多，于是郝淑珍又来帮忙，又拆又剪的，仅此忙了几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把条裤子做成了，虽然缺陷很多，但也能穿上，可耐心不能持久，感到这个裁缝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学的，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因此，仅裁了这么一条裤子，就此收手了。
这个假期是上大学以来的最长的暑假，在县里时我和郝淑珍偶尔去黑龙江江边散散步，洗洗自行车。我俩就着傍晚的落日，对面的俄罗斯异国风光，夕阳西下，宽阔的黑龙江面一片沉寂，气候宜人，夏季的风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当然后来又去了稻田村郝大爷家那里，立夏也放假回了家，老二和老三在农场学校学习也好。立夏期末考试成绩在哈尔滨的学校还是班级的第一，他是知道成绩后才回到家的。我弟弟假期中也免不了去了稻田村，和郝大爷家的老三玩的不亦乐乎。在稻田期间，我还和在明德村时的儿时伙伴去了农场的小商店，在那里偶然遇到了我在小学时的竞争对手叫苏桂芝的姑娘，虽是农村姑娘，但打扮的也是很时髦，一见她想起了在明德小学的种种故事，和她简单的聊了几句，勾起了过去的种种回忆，那时为了竞争一个学习**思想积极分子名额，我俩人就选一个，我还给自己投了一票，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可能她也想到了。谁知道今后，公路改为不路过明德村了，过去回我们县时汽车都是路过此地，还能看一看，和儿时的朋友可能再也见不到，大概那就是最后一次见面吧。
假期结束，返校了。这一次，郝淑珍给了我一个任务，给了我二百元钱让给她买一块手表。那时一块手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拥有一辆汽车，可能比汽车还要贵重些。于是我和老特、李冬梅跑了不知几个商店，最后和李冬梅在哈一百才买到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一块国外进口的女式坤表，连表链都是金黄色，非常小巧，但厚厚的，回来仔细一看是台湾生产的，要不也不算太贵，还不到二百元。
又到了迎接八一届新生的时候，这次该我们班去值班。这次接新生的过程中，我在校园的绿篱中捡到一个钱包，查看了下，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火车票，竟是当天发车的时间，去南方很远的车站，一百三十几元的，一看离发车的时间不多了，不知是哪个学生的家长丢的呢，也可能是被小偷偷的，这可恶的小偷，我急的要命，想不知那位家长该多着急呢。想了想找到了张国新老师，他就是每年负责来接新生的。不过已经当了保卫处的副处长，他是我最好找的老师，几年后他见到了我，还能清楚的喊出我的姓名来，我就是千百名学生中的一个，他竟然记的这么牢。把钱包给了他后，再三说，这可是今天就要发车的，请务必现在要找到他，我不放心地叮嘱了一阵才罢休。这张票可能是南方一位家长来送他的孩子上大学的，一旦发现丢了车票不知怎么着急呢，我常坐火车，知道坐火车时要是这车票丟了该是很着急的。这张国新老师倒好，直接给了学校的播音处，于是学校的大喇叭反复播放这一条消息：“哪位家长的车票丢了，车次是——，车站是——，请速来领取”。还是张老师有办法，这样又快又简单。后来我见了他问了此事，他说；“那位家长找到了，离开车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非常地感动，热泪盈眶，再三地表示感谢，也谢谢你啊，黄钧”。我听后也满足了许多，虽然是一件小事，可也是永远忘不了的事情，真是像**教导我们的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可惜我这一辈子仅做了几件好事（值得说的好事），离**他老人家说的还差很远呢。
要进入秋季了，教室该进行粉刷。一次回了教室，发现教室里只有两个年轻小伙子，穿着像是干活的服装，坐在我的桌后在贼头贼脑地看我的日记。实际上我是坐在最后一排，平时日记从来未向任何人看过，抽屉里还有些信件，他俩正在翻着厚厚的日记本一页一页地看，真是可恶！我很生气，自己的日记几乎没给人看过，就有一次，那是在许多年前，在七六年末的时候，刚写日记不久，那个刘兴弟刘叔叔看过一次，我几乎恼羞成怒，以后也没人有机会看过。平时，在学校放在座位的抽屉里，日记本被一个有拉链的小包锁住，上面还有个小锁，这次没锁，所以让这俩小子钻了空子。看他俩在那里交头接耳地看着我的日记，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夺过去，大喝一声，这是私人的东西，谁让你们翻看的，他俩只是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的不对。说完就低着头你推我我推你地灰溜溜就走了。看看抽屉里还有两封我写的信，信被这俩家伙用塑料袋打好包准备带走没能成功，还好，幸亏发现得快，否则连日记本一并偷走岂不是麻烦了许多。整理好日记后，气得我连那两封信也撕了，今后可不能这样马虎了，连这种事情也做不好，能干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