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军事卫星，就在清理卫星群里。
在清除太空垃圾的时候，中国采用的办法是在同一条轨道，部署一组清理卫星，数量在十枚以，一枚清理卫星能够清除掉前方横向宽度一公里之内的太空垃圾，十颗卫星同时工作，就能清除一条宽度在十公里左右的轨道空间，而每一组中，还至少有两颗备用的清理卫星，以便及时替换受损的清理卫星。在这些清理卫星后面，就是军事卫星，包括通信侦察与警戒卫星。一般情况下，由六颗或者九颗军事卫星组成一个卫星群，每一个卫星群里至少有两颗通信两颗侦察与两颗警戒卫星，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每个类型的军事卫星都至少有一颗能够工作。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事通信卫星，因此每个卫星群里，往往有三颗甚至更多的军事通信卫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比如穿越战场空的时候，让几颗卫星同时工作，为作战部队提供更多的通信频道。
事实，这些通信卫星也决定了军事打击的节奏。
当时，军事卫星都处在低轨道，在战场空滞留的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所以中国空军的轰炸行动往往会集中在这两个小时里进行，即让轰炸机在此期间进入轰炸区域，投下炸弹，在卫星通信中断之前撤出。
通信效率提高，意味着指挥效率提高。
要知道，在大战期间，限制指挥效率的结症就是通信效率太低。
虽然利用超高空长航时无人飞机，军事通信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无人飞机的工作效率远远不如军事通信卫星，特别是覆盖的战场范围仅有军事通信卫星的百分之一，而同时动用一百架无人机，意味着需要在这一百架无人机之间交换信息，组建通信网，从而大幅度降低了通信效率。
用一颗通信卫星取代一百架大型无人机，通信效率自然提高了不少。
当时，中国发射的军事通信卫星有二千四百个通信频道，也就是能够同时接通二千四百条通信线路，为二千四百个作战单位提供服务。虽然受卫星数量限制，即便让三颗军事通信卫星同时工作，也只能支持七千二百个作战单位，远没有达到全球自然灾害前的水准，当时中美两国的军事通信卫星网络能够同时支持数万个作战单位，但是与大战期间相比，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要知道，在大战期间，队已经简化了通信系统，对部队间的通信联络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并且找到了其他替代方式。拿陆军来说，一支突击集群就是一个作战单位，内部通信完全依靠定向通信系统与战术电台，只有在与其他单位通信的时候，才需要借助军事通信卫星。
在海军里，一支舰艇编队就是一个作战单位。
当时，海军把六艘护航航母编成一个作战单位，其中一艘为旗舰，只有旗舰需要利用军事通信卫星，而另外五艘都通过定向通信系统与旗舰交换信息，编队里的其他舰艇也以同样的方式与旗舰交换信息。
这样一来，海军的通信效率大大提高，指挥效率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利用这些手段，指挥一百八十艘航母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
数量众多的护航航母，正是中国海军在东太平洋战场保持制空权，并且掩护战略轰炸的重要基础。
随后，也将成为攻打美国本土的重要力量。
有趣的是，绝大部分护航航母的命运都比超级航母好得多。大战结束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船龄较长的护航航母被拆毁，以废钢铁的价格出售，其余的护航航母都重新改造，恢复了本来面目，即集装箱货轮，再次航行在各大洋的主要航线，为世界各国的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还有一艘护航航母以其战时模样保存了下来，成为中国海军博物馆里的展品。
与护航航母一道写入历史的，还有在这些军辅船奋战的船员。
当时，绝大部分军辅船，只有军官享受海军现役军人的待遇，大部分船员都是应征入伍的水手，可他们并没纳入海军的正式编制，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准军事群体，因此在战后也没有得到退役军人的待遇。整个大战期间，有近两百万海员应征入伍，其中近二十万人战死沙场。直到战争结束十五年，中国政f才正式承认应征海员的军人身份，并且为其提供退役军人待遇。
后来，中国海军在舟山港，专门建立了一座阵亡海员纪念碑。
不仅仅是海军才有这样的情况，陆军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当时应征参加陆军运输队的就有一百多万人，其中近五万人在战场殉国。直到战争结束后，在百万准军人的安置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引发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之奔走的时候，陆军才承认了他们的军人身份。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三月二十七日，牧浩洋签署了登陆美国西海岸的登陆作战方案。
如果天气状况良好，登陆行动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