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平定建宁郡、分兵跑马圈地，至各县宣示统治。
这项工作，最终在建安十六年的三月底四月初，才全部完成。
至于彻底圈定交趾郡各县，更是拖到了这一年的夏天。
而考虑到交趾盛夏的酷暑，这项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还不得不中断了一阵子，让大部分不耐炎热的驻军，至少回撤到滇池盆地渡过夏天，入秋凉快后再南下一次——
毕竟滇池盆地周边，已经算是整个南中地区气候最宜人、最适合北方汉人生存的宝地了。
后世昆明号称“春城”，四季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诸葛亮本人在安抚诸部夷帅的过程中，不得不在滇池县短暂驻扎了一阵子，随后就感慨当地的气候环境之好，果断拍板，把建宁郡的治所从味县正式迁移到滇池县。
（注：味县就是后世的曲靖，建宁郡之前的郡治在那里，但是雍闿起兵反叛时，并没有以味县作为自己的统治核心）
这也是诸葛亮本人，这辈子抵达的最南方的郡县了。从此以后，诸葛亮一路北返，再也没有如此深入过南疆。
离开之前，诸葛亮还下达了一条原本历史上他也不曾下达过的命令，那就是允许在滇池县周边，常年驻扎五千至一万人的汉人军队。
这些军队也不用保持长期军事训练，而是可以半军半农，以屯田兵的姿态维持——而原本历史上，诸葛亮在平定南中、把当地夷帅彻底打服后，可是完全将当地的自治和驻军权交还给蛮王夷帅们的，一点都没留军队驻守。
出现这种蝴蝶效应偏差，显然也是因为原本历史上，诸葛亮打到滇池盆地附近时，季节已经是深秋初冬了（五月渡泸，十月就打到了味县和滇池盆地），所以诸葛亮本人也不知道滇池盆地周边春夏季节的气候，不敢造次。
毕竟没有人可以凭空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以诸葛亮之智，也不可能靠空想就意识到“以昆明盆地的夏季气候，其实汉人也能在此全年生活下去”。
而这一世，因为多打了一个交趾士燮，最后圈地扫尾的阶段多耽搁了些日子。诸葛亮才切身感受到了初夏时分昆明盆地的凉快依然，这才做出了比历史同期更为正确的决定。
多了这五千到一万人的长期驻军，显然可以在后世云南腹地中心开花、更快向当地南蛮传授汉人的耕作渔猎技术，加快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汉化，自然也客观上加速了“改土归流”的进程。
或许整个过程，会比原本历史上控制南中多花些成本，但长期收益却是非常明显。诸葛亮也足以凭借此功，在后世被作为“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彻底汉化西南夷”的最大功臣而载入史册。
后世不仅成都等地要立武侯祠，连昆明也逃不到，也得有武侯祠。
而在滇池县保持长期驻军后，这些士兵还可以每年冬天南下交趾，加快融合汉化交趾郡的土蛮，遇到天热就沿着红河河谷撤回来。
汉人武装不在交趾的那几个月，就先临时依靠交趾本地的小官属吏自行治理。
诸葛亮走之前，也从当地基层官吏里，快速挑选出了一批相对可靠、对朝廷比较忠诚、原本和士燮家族关系不是太密切的，由他们暂时维持推行朝廷的政令。
如此数年之内，交趾也必然可以彻底融入刘备阵营，成为一个汉人主导的正常郡级行政区划。
诸葛亮在平南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只动用了两万人左右的军队，只在建安十五年的十月到次年二月这五个月里，动用了三万人。
建安十六年三月以后，动用的维持兵力又缩减到一万人，完全可以靠当地的粮食产能自给自足，自行发展生产力，不用再靠益州北部地区供给。
整个平南的成本，完全不至于拖累益州北部各郡的北伐备战。
益州的巴郡、汉中郡、广汉郡产出的绝大部分财政盈余，以及蜀郡的一小部分财政盈余，依然可以通过长江和汉水的水系，东运出川，去荆州主战场支持北伐。
只有蜀郡南部数县，以及犍为郡全境的财政收入，被用到了平南大业中，而且是分摊到两三年内陆续开支的。开支曲线非常平稳，完全没耽误正事儿，也没有导致当地百姓的负担出现过山车式的压力。
其实对于东汉时期的百姓而言，官府就算徭役、税赋重一点，但只要保证稳定，绝大多数人就会觉得这已经算是仁政了。
百姓最怕的是统治者想一出是一出，某一年看似轻徭薄赋，下一年又突然加重好几倍负担。这时抗风险能力差的、没有积蓄的百姓之家，可能就会在这突然压力加大的一年里抗压性绷断，闹出事来。
而诸葛亮显然是古往至今所有治理者中，最擅长这方面精打细算、让政府支出曲线尽量平滑的。
在他的治理下，当两年半的休战之期结束时，蜀地不但没有被任何额外的开支拖累、导致民怨。
还能往外输出大量的军需物资和钱粮，把刘璋时期遗留下的至少八万多人原本毫无战斗力的降军，变成实打实的可战之兵。
也从南中地区和交趾郡至少抽取了四万人的投降战俘，并且在经过大约为期半年多的军纪整训后，这些原本在武艺、体能、越野能力等方面就足够出众的士兵，立刻便能成为士气稳定的骁勇敢战之士。
整个算下来，诸葛亮通过两年半的治蜀，让刘备阵营比当初休战前的时候，额外多出了十二万人的战斗部队。
仅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算，这个效率已经是非常夸张了。
当初建安十四年、荆北战役结束转入休战时，曹刘双方的剩余可战之兵规模对比，大约是曹军四十一二万人、刘备有四十六七万人。
当时刘备军总战兵已经反超了曹军一成多，绝对差额大约是五万人。
现在诸葛亮又帮刘备变出了十二万战兵，如果不考虑其他地区的战争潜力变化，那就是四十二万对战六十万人了，刘备军总兵力的人数优势，已经从一成扩大到了三分之一，这个优势足以发起全面北伐了。
当然，实际上曹操在这两年半里也不可能完全闲着，曹操也会想方设法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恢复壮大自己的战力。
而刘备阵营除了益州以外的地区，也一样不会闲着。
诸葛瑾、关羽、赵云等文武，同样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治理好自己管辖的地盘，从数量和质量等方方面面提升己方阵营的战争潜力。
……
花开三朵，各表一枝。
诸葛亮在蜀中闷头消化刘璋遗产、深挖战争潜力的同时。
从建安十四年春到建安十六年夏秋之交，这两年半里，曹操阵营的主要精力，一方面集中在恢复中原地区的战争创伤、休养生息扩大屯田上。
中原腹地的人口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但之前多年的战乱，还是导致不少流民没有被齐民编户，处在逃亡隐匿的状态。
随着战争暂时转入休战，两大阵营的边界拉锯结束，势力范围转入稳定，之前被战乱害得流离失所的百姓，也被曹操重新努力清查了出来。
这种清查不可能事无巨细，但确保半数以上的流民重新编户，抓大放小，还是做得到的。
而且，还有一部分百姓，是之前南阳郡陷落，还有汝南郡临淮数县易手，被曹军裹挟着强行往后方迁移的。这些百姓到了新的居住地后，自然也要被曹操组织起来，重新投入屯田，尽量军事化管理。
整整两年半，清出数十万隐户和迁移户，还是做得到的。而且这些隐户和迁移户，主要都补充在关中地区和河洛盆地，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了。
曹操治下的地盘，原本最乱、恢复秩序最晚的，就是长安和雒阳这两座大汉故都所在的地理单元。
雒阳是因为被董卓破坏后，多年不曾得到系统性重建，长安也是被李傕郭汜祸害多年，后来又有关中诸将混战，当地百姓一度减少到只有十几万户。
但事实上，人口也不可能死得那么快那么彻底，还有更多的百姓并不是直接死亡，而是失去了官府的控制，曹操休战之后，重点彻查和恢复生产的，也是这两块地盘。
加上南阳盆地失守时，曹操从南阳迁走的人口，也都是往雒阳和长安迁为主。
再考虑到当初休战前，曹操已经把天子重新迁回雒阳了，许都这个曾经的“临时驻地”也重新降级为豫州州治（之前皇帝在许都时，豫州另有州治。但现在蝴蝶效应皇帝回雒阳，就把许县调为州治）
所以，关中和河洛两大平原，算是曹操治下这两年发展速度最快的领地。
这两地原本人口基数很少，现在都差不多翻倍了。而关中和河洛以外的地方，倒是没什么人口发展可言，增长点基本上被曾经的两京吸干了。
这也是曹操考虑到他跟刘备的对峙形势做出的明智抉择，关中和河洛已经成了他最后的大后方，有山川险阻可以依托。所以能种田能开发的资源，都优先可着这两块地儿吸。
最多再加上一个并州和河东，也能稍微分润到一点点建设资源，因为这块地方未来好歹也还有太行山可以依托。
就好比后世很多战略纵深广大的国家，在遇到外部有强敌时，都需要在大后方搞军事潜能建设，提升容错率。
这种事儿大家都是一样的，不仅露西亚人搞过乌拉尔山工业区，我国历史上也曾搞过三线建设。
而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对曹操而言，未来基本上就是大兵团决战的所在，这些州郡都位于华北平原上，防守一方毫无地形优势可言。
当然，内政整顿和清查隐户、安置迁民、扩大屯田，这些活儿并不可能占用曹操阵营全部的行政精力。
曹操毕竟还养着四十万大军呢，哪怕和平年代，这些军队大部分可以转为军屯，自己种田养活自己，甚至还能为未来重新开战攒军粮。
但哪怕从这四十万人里，稍微抽出一小部分，进行一些军事上的利益性投机，也能捞取一定的好处，而且成本也完全可控——这种军事行动，性质上其实跟诸葛亮在南中的征伐一样，都是小成本投入、收割四夷以战养战。
而刘备阵营如今已经占据了大汉的西南、东南和东北三个角落。曹操阵营要想对四夷下手掠夺人口和战马牲畜，也就只能在西北方向动手。
最终，曹操实际上选择了重点拿回河套地区，顺便稍稍兼顾并州以北的雁门、阴山地区。
至于西凉的羌人，暂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