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局势险恶，第二次世界大战看起来一触即发。国内的形势更严重。日寇越来越猖獗，三月份日寇占领南昌，四月份庐山保卫战失利。”
“即使是这样的态势，国党依然未停止对我们的敌意。一月份重庆召开国党的第五届五中全会，常凯申在会上公开发言。”
“他说现在抗战局势看太平洋，希望太平洋国家能够团结一致，和日本达到和平态势。真是荒谬。”
“而且对抗日战场就这么几句话而已，反倒是对付红党成了主要议题。他提出了‘溶红、防红、限红、反红’的反动方针。整个会议标志是反红。是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的重要转变。”
“常凯申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红的路线。三月份阎锡山在山西开始制造和我们的摩擦。”
“四月份，在河北深县，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四百多人，制造了‘深县惨案’......
马静雯一番补课，就是给贺远介绍这段时间来发生的一些情况，听得贺远的脸色变来变去。
尤其是马静雯说起国党这个五届大会的时候，提到常凯申一再提起过“和平”、“牺牲”的原则，即：“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刻，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这就是支撑汪精卫投降的原则。
但他又声称：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这时国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才开始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之前都是不战，避战。
从民间角度来看，以胡适为首的公知、精英就提倡投降。
从军阀角度来看，张学良为保存实力，听从常凯申的命令避战。
从华夏领导人的态度来看，最先展现不战、避战，甚至投降的，就是常公凯申。
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挥师北伐的常公凯申，就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公然坐视蔡公时等十七名外交官被日军残杀。
五月三日，日军在常公凯申及其率领的北伐大军眼皮下，杀害济南军民一万七千余人。
常公凯申命令北伐军不得抵抗，其中就有因常公不得抵抗的命令而被俘的五千多军人。
当晚，常公凯申毅然率北伐大军悄然挺进出济南城，转进党家庄，然后才连夜给日军写了封信，说昨夜是误会，贵军不要生气......
没有常公珠玉在前，哪来的张学良不抵抗？
“绕道北伐”就是这么来的。
北伐军所谓北伐，是为了统一华夏，滑稽的是外国军队在前，统一华夏的大军却在日军鼻子地下转进了。
最可怜的就是蔡公时！
他当时大骂日军禽兽，说华夏人可杀不可辱。
结果被日本军官劈头一个大嘴巴，说：“你就是活该被辱的，常凯申都不敢骂我们，把你送回去，常凯申就会杀了你！还得向我们道歉！”
贺远觉得，这日本军官没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