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新跃很快发现，铁路公债这东西，不仅仅是一纸债券这么简单。
随着苏松铁路的大规模宣传，以及徐州铁路的开通，苏松铁路的试运行之后，都说明了铁路这个项目，是绝对能够赚钱回本的项目。
这时候有一部分精明的商人，突然从中发现了商机。
铁路公债是一年百分之三的利息，一年两次结算利息，只要持有铁路公债的人，就在指定时间就可以去公债交易中心结算利息。
这些精明的商人突然发现，铁路公债可以直接买卖。
比如买了一万两银子的铁路公债，一些需要现银子的商人可以去公债交易中心出售公债，如果正常三年之后，按照一年百分之三的利息，这一万两银子最终可以拿回来一万零九百零银子的公债。
这些商人将这一万两银子的公债，以一万零五百两的价格出售，等于直接就得到了五百两银子的利润。
而那些购买了公债的人，只要等到持有三年到期，也可以拿到一万零九百两银子，得到四百两银子的利润。
什么事情都不做，就能得到几百两银子的收益。
而只要持有公债，就能稳定得到利息。
铁路公债交易中心很快就热闹了起来。
其实一年百分之三的利润，根本就不算高。
东南官府出台了律法，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是在日益旺盛的金融需求下，民间高利贷依然层出不穷。
在以前，东南的富人肯定是看不上一年百分之三的利息的。
可是，自从苏州府袁文才的保险跑路案件发生了之后，整个东南的富人们也开始小心起来。
而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民间借贷的坏账死账也越来越多。
这也是很正常的，其实民间借贷利息高，这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甚至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这样。
原因是这个时代的借款，基本上都是没有抵押物的信用贷款，就是现代社会如果是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利息也都是高的吓人。
更不要说在没有任何信用体系的时代，讨债是一门完全要“自力更生”的“手艺”。
在这个时代的东方还是西方，高利贷都是不道德的行为，甚至在一些地区还是违法行为。
比如某个教派就明确认为高利贷是违反上帝旨意的行为，坚决反对一切高利贷。
而基督教也同样有这种认知，比如在罗兰佐的老家威尼斯，一个正直的基督教徒是不应该放贷收利息的。
可是商业社会总是有金融需求的，就连在教义中明确禁止高利贷的中亚地区，贵族和商人也有借钱的需求。
犹太人就开始从事这项事业，成为不少商人和贵族，乃至于国王的债主。
比如罗兰佐的便宜岳父，犹太商人葛朗台，就是这么一个高利贷商人。
作为从事高利贷职业的民族，犹太人的名声从中世纪开始就臭不可闻，所以才有了后来两次大战的反犹浪潮。
但是这件事也要辩证的看，比如在罗兰佐的故乡威尼斯，犹太人被禁止从事除了高利贷以外的一切商业活动。
犹太人不被允许拥有土地，不能拥有工厂，不能从事任何商业活动，甚至很多地方都禁止他们拥有房屋。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只能选择其他教派都普遍禁止的高利贷行业，从而让其他种族和宗教的人更憎恶他们。
说回东方，传统儒家道德也谴责高利贷行为，官府发放低息贷款，都被认为是仁政。而此时此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没有存款利息这种概念。
也就是说，苏松铁路的公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笔由官府发行，并且约定了利息的公有债券。
大商人发现炒作公债有利可图，只需要一转手就能赚到很多钱。
而小商人则发现，公债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交易货币。
是的，交易货币。
比起银元，一份价值一千两银子的公债，也只是一张纸而已。
为了防伪，这一次的铁路公债用了最新的印刷技术和特殊的纸张，还专门使用了胡公公调制的特殊防伪墨水。
虽然如今东南在各港口都有驿站银行，可以进行远程的存储。
但是也有很多交易是在码头之外进行的，而且很多交易也需要当面的货币交易。
而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一些小商人也需要几百两乃至上千两银子的交易。
这些商人们发现，铁路债券是一种比银子更方便的货币。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受欢迎的货币。
因为铁路债券是有利息的，如果不急着变现还能得一笔利息。
这些，都让整个公债交易中心的庞新跃发现，他也意识到了公债是一种相当好用的东西。
庞新跃多次因为公债的事情，向户部乃至于内阁上书，请求东南官府发行更多的公债。
但是发行公债的事情，包括东南内阁在内都非常的谨慎，庞新跃的这些建议都送到了苏泽的面前。
苏泽惊叹于果然人才多，这么快就有人意识到了债券交易和纸币的好处了。
其实所谓的铁路公债，也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纸币。
以国家公信力而发行的信用货币，其实都可以称之为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