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想法都很有价值，未来也很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就眼前而言，淮西的收入并没有变化，而开支却进一步增加了。虞允文再次提出向朝廷求助，并建议可以从名义上也受卫王府节制的淮东筹款，但都被赵旉否决。
在他看来，如果在发展初期从其他地方大量抽血，那即使在淮西的改革试点成功了，成色也会下降很多，说服力就没有那么大了。何况到现在为止，大宋朝廷的财政收入还没有扭亏为盈，自己又怎么好意思让父亲难办呢？
不过，要钱不行，借钱却未尝不可，赵旉立即便以卫王府的名义向淮东制置使赵立借钱。可赵立却说淮东刚从战乱中缓过劲来，如今反而百废待兴，只能借出一万缗，不过该交的税款倒是一点没少，数额反而要多上不少
虞允文的父亲虞祺现在已经当了御史，所以虞允文对赵立的情况也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个爱民如子，连自己的俸禄都只拿一半的清官，认为他这么做一来可能确实淮东财政不宽裕，二来大概是怕赵旉得了甜头便会得寸进尺，毕竟宋朝开国以来朝廷就一直没什么信用。不过说到信用，赵旉倒是想出了一个主意
“殿下您说向百姓借钱？”，虞允文一愕，随即摇摇头，“穷人借不出，富人不肯借，还是算了吧。”
“能借到多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一举措恢复朝廷缺失已久的信用，这样以后的改革才更容易推行。”，赵旉笑道，“今年的额度就定为一万两银子吧，您帮我写下奏折要个名义，这种数额应该没什么问题。”
虞允文顿时眼前一亮，他很清楚大宋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与其信用的缺乏有很大关系。正因为缺乏信用，大宋才会陷入对外频频示好（其实就是送钱）却依然四面树敌（宋朝历史上，只要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反目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观。辽、西夏、吐蕃各部、金、交趾以及后来的蒙古都曾和大宋大战过，即使从未接壤的高丽与大宋的关系也时好时坏，倒是这时的日本人对大宋颇为倾慕，却八成是因为民间交流较多而两国却并未建交的缘故，而大理则是因为位置和地形的原因。）的尴尬境地
于是卫王府很快便在淮西境内四处张贴告示，宣布朝廷将在淮西发行面值为一万两白银（宋朝大部分时期是禁止金银作为货币参与流通的，但南宋初期因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百姓对铜钱的信赖度不足，所以金银在事实上恢复了其天然的货币职能。而大额款项由于体积的原因，铜钱就更不吃香了。）的国家债券，年利率两成，为期一年，若发行之日期满一个月仍未售完，则由王府出钱买下剩余的债券。
结果正如虞允文所料的那样，这种后来被称为“国库券”的债券几乎无人问津，前三天连一百两银子都没能进账。虽然赵旉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淮西的财政危机却愈演愈烈，不想办法救急是肯定不成了。
这点小钱没人愿借，十万二十万贯倒反而不难，前提是借高利贷。可宋朝的高利贷商人太黑了，最低的年利率也要三年一倍利息，赵旉实在不敢上他们的贼船。相对而言，官方的贷款利率倒是要低得多，而且有倍利封顶的规定，但朝廷现在自顾不暇，这项业务早就停了，哪怕是赵旉这个太子，暂时也没法再走这条路子
朝廷既然拿不出钱来，那就只好打有钱人的主意了，而现在大宋的首富，毫无疑问是东军的首席（至少他自己还这么认为）大将张俊了。由于张俊长期以来只拣有利可图的仗打，自南渡以来从战利品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而喝兵血（即吃空饷和克扣）与下级的孝敬就令他的身家愈发丰厚，再加上张俊生财有道，名下的各种产业获利颇丰，虽然还比不上历史上绍兴和议以后那样富可敌国，但在目前经济远未复苏的南宋境内，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首富了。
不过虞允文却反对赵旉这么做，理由很简单，历朝历代皇子与大臣结交都是很犯忌讳的事。但赵旉心意已决，笑道，“无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直接写份奏折将此事告诉父皇，不就没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