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经凤阁、鸾台，不必经群臣廷议，不必经六部执行，也不必经司刑寺或司属寺审理商酌，甚而都不必有理由，只要母亲轻飘飘的一句“杖毙”，一国之太子妃，我母亲的儿媳，我哥哥的妻子，我的爱人，便可当场殒命于杖下。
回想许多年前，父亲还在，母亲尚未大权独握之时，杀掉赵氏，亦不过是一句莫须有的罪名，交系内侍省“察勘”，数日之后，赵氏死了，有说是病死，有说是饿死，又有说是愤而自杀。不管哪种死法，都不过在母亲的一句话间，毋须对外交代，因为这位是冀王的妻子，母亲的儿媳，是以天下为宅家的皇帝的更小的宅家里的自己人，是“天子家事”。
儿女们是属于父母的，法律中虽有明文规定，若父母杀伤子女，当受惩罚，可这惩罚不但减等，而且也极其容易逃避。妻子们是属于丈夫的，丈夫杀伤妻子，于法律中与父母杀伤子女同理。下吏是属于上官的，借故可杖杀看不顺眼的下属几乎是官场潜规则之一，李昭德寻隙杖杀御史，尚书杖杀属吏，凤阁舍人写错制书受杖…这些都被法律所允许。臣子更是属于君主的，五品、六品、四品、三品…犯了错，前有隋文帝当廷以马鞭捶杀大臣，后有母亲垂帘时怂恿父亲扑杀大臣，死在杖下的，至高乃有从一品的皇孙郡王。
很早很早以前，我便知道这是个家天下的世道，却总以为既是“家天下”，这家主总还是顾忌着家里的上下，行事当是有理性可循的。我所见过的帝王，无论和蔼如父亲，严毅如母亲，或是平庸如李暅，也都证实着我从前的想法。他们在我面前，多数时候都是温情脉脉，所作所为，无论昏聩或明智，都有清晰的情理考量，就算这样，他们也足以令我等下民朝夕乾惕、如履薄冰。我无法想象，倘若他们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理性，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而他们一旦失去理性，除非作弄到众叛亲离、家国倾覆，旁人铤而走险、改朝易代，否则竟无半点可制约的制度。
隋朝建立了可制衡君权的三省六部，开国之文帝却自己便常践踏省官的尊严，本朝自秦王谋反之后，尚书令之职便虚而不授，传至母亲摄政时，不肯奉未经门下审议的制令的刘祎之被未经门下审议的手敕赐死，自那以后，三省六部虽还正常地运转着，凤阁成为代皇帝拟制的私人秘书般的存在，鸾台则成为了皇帝意志的传声筒，再无人能抵挡为政者的坚定意志，无论这意志是好或是坏。
而我与母亲分开了。不能随时窥知她的情绪和心意，不能随时进宫向她或解释或撒娇或谈判，守礼与我的生死，或只在一个陌生的内侍手持的一份陌生的、盖着玉玺的制书之上。
我再次感到了强烈的畏惧，这畏惧甚而更胜过阿欢与我携手同赴甘露殿时，那时我们至少还有彼此，此刻我们却相距数百里，她与她名义上的丈夫、实际上的主人在一起，我则留在都城，忐忑不安地等候着阿欢的书信消息。
二月的第三天，我终于等来了第一封阿欢亲自手写的家信，附在高力士送来的、母亲的手书之后。信上没有封印，示以不怕人看的意思。内容没什么特殊的，不过是细细地述说她近来的身体状况，多谢我为她做的护膝、轮椅，同时嘱咐我早睡早起、饮食有节。信的语气说来算不上逾越，若叫人看见，至多会觉得细致得不正常，不过在知道我二人关系的人眼中，这大概可算是一封甜得能腻死人的情书——尤其是在看见这封书信的字数之后。
母亲送来的手书不过寥寥数十字，除了说她打算过完生日再回来之外，又问到守礼的册立典礼的准备——立太孙的制书虽已发出，母亲却嫌冬日太冷，将册立典礼延至了三月，若将这事与守礼留守的事合在一处想，便知母亲多少也有几分考验守礼的意思，此后便是意思意思地问了一句我的病情如何，连命我向她回信这事都没提起。
阿欢的信却足足写了上千字，难为她能将那么几样内容扩出这么些字数，看起来还能这么通顺，我抚着这信，想象着她摈退从人，自己在灯下对着书一个字一个字斟酌内容的模样，不觉面露微笑，按照我们约好的数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在这信上找她真正想和我说的话：太子口吐怨言，觉得为太子尚不如为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