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秦颂就不同意她的观点，认为肇事逃逸之所以要加重刑罚，就是为了惩戒事故发生之后仍然见死不救的人性冷漠。因为“可能救不活”而替死者放弃求生的机会是对生命最大的不尊重，没有减轻刑罚的道理。
姜郁：“可我是被告律师，我有义务替他做罪轻辩护。”
“那就劝说被告坦白供述，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一样能够争取从轻处罚。”
秦颂讲得轻松，却在姜郁看来是最无用的建议：“按照你的说法，所有提起公诉的案子被告都要认罪认罚，根本没有辩护空间。那还要律师有什么用呢？”
“我没这么说过，”秦颂纠正她的理解，“我只是在跟你讨论这个案子，不要偷换概念。”
“……好，那就只说这个案子。”法学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被人挑战逻辑，姜郁只得重新组织思路，力图为自己扳回一局，“既然根据死亡时间推断，被害人有可能在被送医途中死亡，根据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就应当对被告做出有利推定。”
“被告逃逸，被害人在逃逸后死亡，且不存在其他介入因素，这些事实都很清楚。法院判案需要考虑社会价值，不会因为你的一个‘可能’免除被告逃逸致死的责任。”
姜郁争辩不过又不服气：“案子都还没判，你凭什么这么确定？”
“是你来问我的看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秦颂的自信泰然令她无言以对。姜郁从前有多爱慕他的骄傲，在这一刻就有多么痛恶，好像自己的所有努力在他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两人相处的日子里，她时常会觉得无比沮丧，又不知道这份沮丧究竟应该归罪于谁，是怪她的不够自信，还是他的太过自信。
案件后来宣判，法院认为辩方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未予采纳，最终认定被告构成逃逸致人死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那些疑问也突然都有了答案——她从来都赢不过他。
姜郁心里暗搓搓地较劲，秦颂却好像从来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后来每次讨论案情见她快要生气，他索性就错开话题，问她晚上想吃什么，周末要不要看新举办的画展，会牵她的手轻声哄她，笑她怎么这么小气。
这样的“谦让”并没有让姜郁好受，反而觉得是他“不屑”计较。两人就像不同段位的选手，根本不配下同一盘棋局。
哄得多了，秦颂大概也觉得厌倦，好像他们是天生的敌人，只适合在法庭相见，没有做恋人的缘分。他开始有意回避和姜郁讨论法律问题，工作变得很忙，消息几小时后才回，耐心异常有限，人越来越沉默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