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她的眼神所到之处，让他鸡皮疙瘩一粒粒冒出来，房间的暖气，也暖不热这刺骨的寒意。
“南南回来了。”姥姥尴尬地笑着道，想要往前走，却发现身后的人死死的拽着她的衣服。
方默南走进了室内，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手托着下巴，眨眨眼，故作好奇地问道，“姥姥他们是？”
姥姥拉下他拽着的衣服，也坐进了沙发，“他们是你二舅现在叫吴国勇的儿子，吴旭，吴萍萍。”
“二舅！”方默南故作讶异道，“姥姥不是只有一个儿子，什么时候又蹦出来一个，而且他们怎么不姓莫，姓吴啊！”
“我很快就认祖归宗，改回莫姓了。”吴旭嚷嚷道。
“是吗！”方默南不以为然道，她记得上辈子他们一家都没有改回莫姓。因为农转非，她记得他们家三个孩子当时花了二、三万块大洋，三个孩子都买了一个城市户口，改回了莫姓。
后来在登记身份证的时候，吴旭用的是吴姓，为此在办银行卡，汽车驾驶证的时候，可没少磨嘴皮子。最后托关系总算姓名一致了，可始终叫吴旭。
在五十年代，城乡之间人口尚可相互迁徙落户。但自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管理和粮食供给限制条件下，国家对城镇人口的生活口粮实行按人口限量供给商品粮的制度，人口迁徙落户由城往乡易，而由乡往城难。
一般情况下，除农村人口因招工、招干等原因随其身份及人事关系改变，可以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而进入城镇登记户籍居住外，农业人口是不能进城落户居住的，也不能享有国家的定量商品粮供给。
肤色苍白的城市人总神往着篱笆墙里的乡情俚俗，田园生活。而忙于春耕秋收的农人，最大的心愿乃是收获出一个能“跳出农门”的机会。
九十年代初期，社会上非常流行“农转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果能花钱买个城市户口,就意味着能吃一辈子“商品粮”，过城里人的生活。
过的好不好，都是自己过出来的，这政策倒是让户口贩子大赚了一笔。国人什么时候都喜欢钻空子。
由于华夏的户籍制度是与相应的社会福利分配捆绑在一起的。曾几何，拥有城市户口成为“城里人”，就可以享受国家的商品粮供应，就可以通过单位或集体分到住房，就可以由国家分配工作，就可以享有上学、医疗、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的优势……
于是，当年很多人都这么干，然而社会的转型，很快让人们发现，它只是户口本，随着粮食价格放开，住房放开等等，好不容易跳出了农门，才发现，城里的变化更大，什么都在改，社会福利一项项的减少或者没了。
一切还是得有钱，钱说了算。
吴萍萍扯扯他的衣袖，示意他别说了。吴旭还想说什么？
“姥姥你打算怎么处理。”方默南也懒得在这里穷墨迹，直接问道。
方默南抬眼看了一眼姥姥身后的人，一表人才，个头也高高的。
吴旭怎么说呢！前世方家和这个人接触的最多，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着普通人的优点，缺点就是有些势利眼，再娶了一个势利眼的老婆，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人到四十也小有所成，做点儿生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老婆不安分，眼皮浅，嘴还刻薄，他们成亲后，和方家渐渐地就远了。
尤其方默南出国后，老爸四处筹钱，始终没借一分，这关系就更远了。后来听说老婆给他戴了绿帽，离婚了，又娶了小他二十岁的女人。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姥姥叹了口气，看着他们二人道，“我打算给你二舅拍电报，让他把吴旭接回去。我是看不了他。至于萍萍，现在在这里上学，就留下吧！”
“奶奶，我不回去。”吴旭嚷嚷道，“谁要回哪穷山沟里，奶奶我改还不行吗？”
确实是穷山沟，吴国勇所在的工厂是三线建设时所设立的工厂，三线建设是在50——60年代中苏决裂，美国在东南沿海的攻势，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的，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八年抗战期间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但是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但是三线建设也成为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60年代，国家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下。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院校。
大动乱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
三线所发展的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多分散在山区，它们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
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