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说：“这样眉红，你准备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觉得怪难为情的。
“眉红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罗。”
我忙说：“当然当然。”
领导的眼睛像拉了开关的电灯一下子熄灭了。他满脸疲惫之色，端起茶杯拿着文件往外走，边走边说：“就这样吧。”
我们领导后脑勺都长满白发了。我记得十年前他有着乌黑油亮的大背头。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在走廊上院子里与领导相遇，领导用他那公共场合通用的笑容和我点点头，好像我们之间从无契约。
我认为超过半个月，一般就不属于最近了。
我正暗暗生着气，忽听领导在全所的政治学习大会上轻描淡写地宣布了一项关于我的决定。我所青年女工程师眉红将借给本系统某企业工作一个月，某企业按眉红工资的百分之两百付我所劳务费。
我莫名其妙，脑袋左转右转。说：“也不事先找人谈个话。”
群众又乐了。伸手摸我的头。说：“小可怜，小老实，被卖钱了还不知道。”
散会后我被办公室郭主任径直带到楼下车库里，上了我所新买的一辆桑塔纳。
我又一次大声质问：“怎么回事？”
郭主任宽容地微笑。等小车发动后他才说：“很简单。你被借走了。这家企业将派你去北京出公差，鉴定一批进口棉花的等级。工作时间最多一周，但你可以在京呆到半个月左右。”
我明白了。但还是不相信地说：“住宿交通差旅费都由他们负担？”
郭主任声色不动地点头。
我说：“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傻的企业。”
郭主任仿佛不认识地看了我两眼。郭主任敲了敲司机的肩，让他放音乐。我们所的人都了解郭主任早年毕业于音乐学院。司机放的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据说有个别调皮司机偏放流行歌曲，结果新车来了，郭主任没把新车派给个别司机。
在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中，郭主任小声地在我脑袋侧畔说话。“什么企业傻？他们挂靠我们。以我们的名义给他们办执照做生意，为他们提供了多少优惠政策？我们有个把人想在北京住几天，他们还能不帮忙？”
我说：“让他们划一笔赞助费过来不就行了？还把我真的送出去。”
郭主任说：“你这个人怎么真有点不清楚！领导要考虑方方面面嘛。记住，你从北京回来可要管住嘴巴，你是出公差，去工作的。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