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 作者认为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甚至 引发了华夏的新生，于是开场就复原了一场殷商晚期的人祭仪式。“然 后开始杀人”——“震撼”的感觉就是从读到这几个字开始的，“第 一轮杀了 19人……这次至少杀了 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 杀了 24人……”（第3—6页）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 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这用的可都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考古发 掘材料啊。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 地做过“研究”。然而这次，我被震住了。没有人这么写过，怎么此 前没有读出画面感呢：“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 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 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 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 嚎或咒骂。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第 393—394页）这种带有声音的、残酷的画面感，只能用文字来表现。 在视频和音频节目中，呈现得肯定都是有限的。
说起来，李硕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都是我这个在新石器时代至夏 商周考古领域熬至“资深”的学者所耳熟能详的，但他的视角和写法 却又使我耳目一新：他赋予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诸多场景以画面感，他 推出的若干结论你没想过，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或许，这正 缘于李硕与考古学和上古史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使得他可以避免 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者的诸多局限。
乍看书名，以为就是集中于周灭商（殷周革命）这一大的历史 事件呢，但作者却将其笔触放大到了这一大事件之前的一千多年，从 新石器时代末期说起，这就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味道了。对此，我 是惺惺相惜的；我曾说拙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就是对黄仁宇先生致敬的效颦之作。没有一定的宏观视域，是不可能 看清说清一群人、一件事的历史意义的。毕竟是写战争史的好手，李 硕对于长时段、大场景的勾勒，驾轻就熟。“宏大叙事”与细致入微 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他用几页的篇幅，相当克制但又极其清晰地描述出了悠长而发展 缓慢的新石器时代唯一明显的变化——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 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百人级的村落；距今6000—5000年 间的仰韶文化中期，千人级的“部落”；距今5000—4000年间的仰韶 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万人级的早期国家（古国）出现。你看，就 这么干净利落，就这么云淡风轻，那么一大堆乱麻般的史前史头绪就 给你捋清了。
他把从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称为“华夏旧 文明”，认为周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 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从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 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一大的历史认知，构成了此书的立论基础，“翦商”， 则是关键性的切入点。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
他的不少提法，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比如，“甲骨文是标准的 ‘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 文字。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 空见惯，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第212页）“商王需要直接 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 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 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第 223页）“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 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 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 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第15页）“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 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 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 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第484页）“周 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 品格。”（第542页）“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 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 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第573页）
李硕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 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说到这书的专业靠谱，还可以再 举几个例子。
关于人祭风俗退出历史记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逐渐、自然退 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已很少了。 代表著作是著名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 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李硕告诉你，“查 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 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第1页）
对二里头遗址浮选碳化粮食颗粒的统计，稻米“意外”的多，近 50%,而一般认为，华北地区的农作物应当是以旱作的粟（小米）为 主的，故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植物考古学家也认为“在黄河中下游地 区的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属于异常现象”，推测 除自我种植外，还可能是从外地进贡而来的。我们对此不置可否，李 硕则穷追不舍，他指出了其中的一个bug （缺陷），就是植物考古学 家在给出浮选结果时没有称重的报告。而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 量差异很大，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 非粒数。他进而引进了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千 粒重”（在学界，这个概念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且未引起重视），指出 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如是，稻米折合重量占比可 达84.5%,水稻也就绝对是二里头人的主粮了。不能不说这一观点是 持之有据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推论道，“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 萧条‘中，新著-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 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第42页），这当然可备一说。
你看，他钻进去了，绝不外行。
此外，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譬如， “西周之后，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创世纪‘，比如 黄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造成了很多混乱。”（第 287页）“到春秋，后人又创造出了更古老的、《诗经》里没有的尧和 舜，于是，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以现代学 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 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 （第304页）“赐弓矢和斧钺并授予征伐之权的做法，并不见于商代的 甲骨文和金文，更像是西周以来分封制度的规则，甚至是春秋时期周 王室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等‘霸主’的授权。……这种春秋时人的观念 传到战国和秦汉以后，成为书写文王和商纣故事的母题。"（第436— 437页）针对《史记殷本纪》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 “纣乃许之”的记载，李硕的评价是：“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 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第437页）如此种种，都颇有“古史辨”之 遗风。
至于“大禹治水”系改造湿地、开发稻田说，二里头宫殿和手工 业族群为二元并立模式（后者或属商灭夏的“第五纵队”）说，商代 大规模放牧水牛说，商代中期宗教改革失败说，周原凤雏村甲组基址 系文王大宅说，周昌创作《易经》为翦商说等，皆颇富新意且逻辑自洽, 可备一说，当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 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第18页）还是用李 硕的话结束这篇狗尾续貂的序，读者诸君可以尽早进入正文，感知作 者给我们描绘的“我们陌生的形象”，感受上古探索与考古写史的魅 力吧。
2022年8月8日 于京西门头沟
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 （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为此，须先从上古时代的人祭说起。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 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 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大多数学者似乎 默认，它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 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就很少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黄展岳 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 属于殷墟前期。但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 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1
根据本书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 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 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 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再现上古时代的残忍与血腥，并不是一件开心的工作，却是绕不 开的。下面，先来复原一场殷商最晚期的人祭仪式。
殷商最后的人祭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商人聚居区。 1959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 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 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 纺织物、粮食等。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 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 24名奴 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2
i960年，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 次挖掘并没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 具。3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但有些考古学者心中还 是难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层尸骨之下还埋藏着什么。
1977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 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 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有三层，共掩埋了 73具尸骨。发掘者认为， 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冈圆坑之前，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区已发掘上千座人祭坑，但 大都是边长两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十人左右（尸骨或人头），且只 有一层，从未发现过多层人祭坑。
1959年发掘第一层时，根据出土铜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铭文特征， 有学者判断它属于西周早期。4后来，随着殷墟发掘日渐增加，人们 才意识到，原来商代末期已经有这些造型的铜器和铭文——它属于殷 商王朝谢幕前夕，很可能是纣王时代的一次隆重献祭仪式。
这座祭祀坑的发掘记录比较详细，从中可以发现整个献祭过程井 然有序，包含着当时的商人对于高级别人祭礼仪的理解，而被杀戮者 也给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再现祭祀全过程，并通过分析诸多细节，复原 祭祀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
后冈祭祀圆坑编号从深灰色的生土层中挖出，地表的坑 口直径2.8米，向下稍有扩大，底部直径2.3米，全深2.8米，上面 一半都是填土，三层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层清晰。可以说，从一开始， 后冈h10圆坑就是为了隆重的献祭仪式建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 全解读它蕴藏的理念。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坚硬，应该被修整夯打过。主祭者先在 坑底铺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垫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黄土。黄 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和食器，如鬲、簇、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 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 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颗骨一块、右腿一条。 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 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 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 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颗骨属于一名 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侧身 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60枚海贝（商人用作钱币的货贝）6,可能 是用线穿起的一团或是装在腰间的布袋里的。此外，他的身下还有 些散落的海贝。
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 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应该还
后冈h10第三层平面图
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得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 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躯体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内单独的人 头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处，且看后面的细节。
第一轮杀人结束后，主祭者向坑内撒了一些朱砂（尸骨被局部染 红），然后填土，这次填的是红褐色的土，厚半米多。接着开始第二 轮杀人。
这次至少杀了 29人，身首相连的尸骨有19具，单独的头颅9枚， 没有头的身躯1具。尸体呈各种姿态，俯身、侧身、仰身、直身和蜷 身的都有，单独的人头贴着坑壁东南侧连续摆放，脸朝下，头顶贴着 坑壁。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8人，儿童5人。
这一层随葬海贝的人更多。一名男青年胯部有两串，共31枚。 编号27的尸骨，俯身，稍扭曲，身材较长，伸直后可能超过1.8米， 胯部右侧有三堆海贝，分别是20枚、10枚、5枚，可能本是三串。此外， 这三堆下面还有散落的16枚。
这层的儿童，除一人缺失下肢外，基本是完整的全躯，有一人乳
后冈h10第一层平面图
牙尚未脱落，胸前挂一枚玉珠饰。
有两名青年，编号为17号和21号，性别不详，姿势相同，伏地， 朝东方跪拜，平行相隔1米左右，发掘者推测，这两人姿势过于规整， 应是被捆绑造成的。21号头部右侧有一枚骨笄，自下而上插入，显 示头发盘在头的右侧，可能是处死时发型被打乱了，右手臂佩一枚玉 璜，手腕戴一枚穿绳的玉鱼，看来比较富贵且重视形象。和他平行伏 跪的17号没有饰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