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此行来到苏松二府，就是为了视察这些生产供应了他麾下大军接近一半军备的工坊，殿前军的强悍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制造精良的武器。
而大明的武器生产中心，依旧是南京城。这个时候，南京城的“金陵大学堂”中，已经开始设立为军队和生产服务的各式学科，这进一步助力了规模庞大，种类齐全的武器工坊体系在南京城继续壮大。
在从西到东，又经过长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的巡查，朱慈烺对于各地的建设表现，基本上是满意的。
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在一场场战场胜利之后，已经逐步形成了文武对等的趋势，这使得朱慈烺的各项政令，得到了更好地落实。
对于大明的体制来说，一个不那么团结的官僚集团，皇帝的政令是最容易落实的。
大明的军队，民政和工商体系经过此前四年多时间的转变和发展，在大的方向上，已经没有问题，那些小处的缺陷，则是要靠事物的发展规律，自行弥补修正了。
要知道，任何一个真正完善，科学的体系，都不是人为设定的，都必须要有自我纠正和修复的能力，才能健康发展。
朱慈烺最终回到了南京城，他这个马上皇帝，每年待在紫禁城的时间，恐怕真的不如马背上多。
不过，朱慈烺虽然不在城内，但大明的体系在顺利运行着，而朱慈烺单单是在城内各处的巡视简阅，恐怕就得上好几日。
当然，如今各项事务中，朱慈烺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商税，关税，以及市舶司这些新恢复或者新成立的衙门。
他们的恪尽职守，才是如今大明日益增长的财政收入，军费保障的基础。
而大明教育的发展，朱慈烺也十分重视，这固然不是最紧急的，但却十分重要，这才是大明这艘大船，成功走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金陵大学堂”扩建后，职能和使命也都更加明确，江南江北，甚至是西南各地的名儒大师们，甚至是红毛，都在学堂中，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和研究。
而这些人中，不少其实都十分抵触西学，但更多的是学习汲取的态度，并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这也算得上是明末文人的特点了。
在科考改革和朱慈烺特意引导的背景下，那些新进崛起的新锐力量，作为老师，个人身上的喜好和偏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学堂中的风气。
当然，因为大明此时在基础教育上的投入不足，朱慈烺所谓的“高等教育”，又还不成体系，无论是传统文人，还是接触过西学的文人，依旧还是秉持着原本的那一套。
换言之，“圣人之学”依旧在大学堂中盛行，朱慈烺的新学科研究和发展，当前主要还是依靠传教士和少得可怜，在科学上有所研究的开明书生。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多年的八股使得大明的许多学科发展，仅仅局限在技术上，理论只是相当匮乏。
朱慈烺当然也想快点发展基础科学，并迅速培养出一批有助于科学发展的专家学者出来，但学生先不说，单单是老师这一块，他现在就解决不了，更不要说教材和传统舆论的影响了。
要知道，“金陵大学堂”的改革和学科设置，此前便遭到了江南大儒的非议，甚至还有数千地方文人，联名请愿上书，指责学堂中出现了制器算账等不入流的东西.
作为大明此时实际上的最高学府，大学堂中的学子，几乎都是国之精华，在传统的等级贵贱舆论下，面临的压力自然很大。
而最令朱慈烺头疼的，其实还是大学堂之内的“华夷之争”了，“红夷”在某些人眼中，根本不配进入大学堂，更不要说作为半个圣人的老师了。
为此，有人将这一问题牵扯到了国家体制，纲常伦理，甚至牵扯到了“华夷之别”这样的敏感问题，逼得朱慈烺不得不出手处理。
他改革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而“金陵大学堂”的改革，就是着力点，他必须从那些所谓大儒的手中，夺回社会舆论的话语权，引导科学和思想的发展。
在明末这个时期，中央朝廷的控制力经历了十分之弱，晚明这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朝廷对基层控制力几乎丧失，传统的儒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各种思想是蓬勃发展的。
这其中，许多是立足于平民的，这其实也符合市民社会伴随着商业发展不断壮大的特点。
朱慈烺对这些是有所了解的，他固然是要从传统儒学手中夺取社会舆论的话语权，重塑社会价值观，但这些都需要一步步进行。
否则，大明今后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局势。
要知道，朱慈烺并不可能主导一切，他能做的，其实只是在制度上引导示范。
但他也清楚，这些都是进步路上不可避免的挫折而已，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时间的积累，这个过程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甚至数十年，都有可能。
不过，随着第一批学生被培养出来，并拥有了持续学习的能力，并且这个群体得到重用，开始主导大明王朝的施政，那大明的各项发展，也就能步入正轨了。
当然，无论如何，对于当前的大明和朱慈烺来说，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最关键的。
明清各方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随着元气逐渐恢复，江北，中原各地的局势，骤然紧张了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