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朱慈烺轻轻摆手，示意大臣们退下。
在朱慈烺的命令下，李邦华与周世显随即开始着手部署，他们迅速展开行动，将那些在朝中站错了队的大臣一一逮捕，并依照最新程序进行审判。
朝野顿时为之震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肃清风暴。
接下来，被清算的便是那些真正贪赃枉法、罪行累累的大臣，其中甚至包括与朱慈烺有密切关系的人。尽管皇帝并未偏袒自己一派的人，这场行动在朝中其他大臣眼中，却并非完全公正无私。
他们心知肚明，虽然朱慈烺抓了自己的人，甚至也会判刑，但这些人是否会被重新启用，实际上只是皇帝陛下随意下达的一道手谕的事。
朱慈烺显然深谙这一点，所以他不仅要进行严格逮捕和审判，还要求所有程序都必须严格依照《大明律》执行。
法制的建设是循序渐进的，有明确的规矩，总比按照个人情绪行事来得长远而稳固。
就这样，在绝大部分人猝不及防的时候，贪腐肃清行动迅速在新明王朝的行政中枢展开。
风暴来得猛烈而冷峻，政坛之上的每一丝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各方势力的神经。
与此同时，李过与郑芝龙奔波数日后，先后回到了各自的大军驻地。
他们迅速了解了朝中近来的风云变化，看到那些被投入天牢的官员名单后，心中顿时了然——朱慈烺的真正目的已经昭然若揭。
不过，朱慈烺的手段颇为克制谨慎，那些本身无大过，或暂时找不到实质证据的大臣，李邦华则绝不轻易动手。
这种手法的精明之处在于，即使朝中有人提出质疑，也无法找出任何确凿的把柄。
反而一旦质疑过甚，质疑者本身很有可能会被扣上同党嫌疑的帽子。
一切都在朱慈烺的掌控之中，朝堂如棋局，每一步都是精心算计，循序渐进。
朱慈烺深知，若不先清除上层的“保护伞”，彻底扶植一批根基不深、渴望建功立业的新晋官员，那么地方上盘踞已久的“苍蝇蚊蚋”是无法有效清理的。
李过早已接受朱慈烺的军法队和督察司，这让他在陕西的事务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作为西北边陲的防御者，李过北面需要防范蒙古的袭扰，根本无力顾及其他事务。
因此，对于朱慈烺的安排，他并没有太多异议。
然而，郑芝龙的立场却截然不同。
他对于朱慈烺派遣军法队和督察司全面入驻地方，整肃军纪、强化训练的要求深感不满。
在他看来，朱慈烺表面上是以“整肃军纪”的名义，为天下之安，实则是为了削弱自己在福建的实际控制力。
郑芝龙对此心知肚明，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朱慈烺的决策从来都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借“严打”之名行集权之实，这一举措已经开始对南方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构成了隐形的威胁。
郑芝龙明白，随着局势的发展，自己与皇帝的博弈将愈加激烈。
朱慈烺的每一步棋，都是在逼迫他作出抉择：是继续割据一方，还是选择妥协。
然而，妥协的代价无疑是丧失更多的自主权，而继续抗拒则可能招致皇帝的雷霆之怒。
在这场看似繁荣昌盛的局面背后，暗流涌动，各方势力都在这场“严打行动”中悄然调整自己的策略。
郑芝龙心中始终存有疑虑，不论是军法队和督察司的介入，还是朱慈烺派遣“科学院”学生前往福建建立分院、设立“漳州武器局”、派遣商队作为使者前往澳门，都让他无法完全看透朱慈烺的真实意图。
朱慈烺的动作频频，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盘算？
尽管如此，郑芝龙并不能轻举妄动。
如今朝廷大政都需由“内阁”讨论决议，而郑芝龙若是公开反对，便是挑战朝廷规则，违背大义。
这显然是他不能承受的代价。
其实，这正是朱慈烺精心布置的一环。
他给予好处，自然就希望他们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
毕竟，若是收了好处却不顺从，那岂不是白费心机了？
朱慈烺的策略显然奏效了，只要郑芝龙和李过在政治上被迫妥协，接受他的安排，哪怕表面上看似仍然割据一方，朱慈烺也并不急于与他们撕破脸皮。
对于郑芝龙而言，这并非最紧迫的事情。
眼下朱慈烺已经默认他掌控闽南一处的最高军事权。
这种表面的妥协，暂时维系了双方的微妙平衡。
然而，随着朱慈烺在朝中推行严厉的反腐举措，加强对各地的集权控制，政局暗流涌动。
钱谦益、王夫之、黄宗羲等士林名士也开始活跃起来，纷纷在学术与思想的战场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他们知道，面对朱慈烺这种集权式的统治，想要在政治上对抗，武力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
这群学者儒士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他们通过文章、讲学、结交地方官员，逐步在知识和舆论的领域内建立起了自己的影响力。
他们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文化和思想上的推动，找到突破朱慈烺权力结构的契机。
朱慈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些变化，他并未对这些士林名士的活动加以遏制，反而隐约有种放任的态度。
这并非意味着他在学术上无为而治，而是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放任，观察这些人是否会在局势动荡中，给他提供新的契机。
毕竟，思想与权力交织的背后，往往孕育着更多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内阁内的争论也越发激烈。
朱慈烺一方面要稳定南方的郑芝龙等人，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北方的残余满清势力以及蒙古人的反扑。
他的计划不仅仅局限于统一国内，更要通过扩展辽东的版图，逐步实现对整个东北亚的战略控制。
这种宏大的布局，既需要稳固的内部支撑，也需要对外扩张的有力执行。
而郑芝龙这样的地方势力，表面上虽然仍有相对的独立性。
但他心知肚明，一旦朱慈烺完成了对辽东的控制，真正将满清的残余力量铲除，那么接下来，朱慈烺势必将收回对地方军权的控制。
因此，郑芝龙和李过心中的隐忧与日俱增。
他们清楚，眼下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未来的局势仍然充满变数。
朱慈烺的集权之手迟早会伸向他们，而那时，他们能否再次找到对抗的筹码，尚是未解的谜题。
与此同时，广东、福建等地的商路发展，尤其是通过海运与澳门、台湾等地的贸易往来，逐渐成为郑芝龙维持自身实力的重要依仗。
他通过控制这些商路，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己与朱慈烺抗衡的资本。
然而，随着朱慈烺加强对沿海贸易的监管，尤其是通过“漳州武器局”与“澳门商队”的布局，郑芝龙发现自己的经济命脉正受到逐步压缩。
(本章完)